晋代《晋律》及其对传统法律发展的影响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

蜀国定都成都后，着手制法。史载诸葛亮、法正等人“共造蜀科”。^[4]现除散见的部分军令外，蜀科及其他单行法规均已佚失难考。吴国也曾有两次主要的立法活动，但科令也都失传。1996年在湖南长沙发现大量吴简，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对这批简牍的整理研究，促进了对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研究。

魏国立法较蜀、吴卓有成效。早在曹操被封魏王时，就针对汉律繁芜和不适于动乱年代的状况有所改易。但迫于汉臣名分，遂有“科”这一独立性的临时法律形式的出现。当时制订有“新科”和“甲子科”。到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诏令陈群、刘邵、韩逊等着手制定《新律》。史载：“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5]此外，还颁定了《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等和《新律》共180多篇。^[6]较东汉末年以来“律令紊乱，科比冗杂，章句歧义，览者艰难”的汉律，显得“文约而例通”，对晋律的制定有着直接影响。

（二）两晋的立法

曹魏末年，晋王司马昭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以汉、魏律为基础，修定律令。历时四年，至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完成。次年颁行全国，史称《晋律》或《泰始律》。该律又经张斐、杜预作注释，为武帝首肯“诏颁天下”，与律文同具法律效力，故又称《晋律》为“张杜律”。这一形式成为以唐代《永徽律疏》为代表的律疏并行的先河。《晋律》共二十篇，620条。^[7]同时颁行的还有《晋令》四十篇，2306条，此外还有《晋故事》三十卷，与律令并行。“式”作为一种法律形式也已出现。《晋律》为东晋、宋、齐沿用，至南朝梁武帝改律共承用达235年，是两晋、南北朝时期行世最久的一部法典，对后世立法影响深远，促进了传统法律和律学的发展。

（三）南朝立法

宋、齐均沿用晋律。统治阶层崇尚玄学与佛学，蔑弃礼法，以清淡为高雅，以法理为俗务，优于词章，疏于律令。刘宋五十多年未立新制，萧齐仅于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由王植、宋躬据《晋律》张、杜二注，抄撰同异，其旨在统一二注，成律文二十卷，史称《永明律》，共1532条，但终因意见不一，结果是“事未施行，其文殆灭”。^[8]梁武帝萧衍代齐，于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诏蔡法度，沈约等人依照《永明律》修订《梁律》，次年成二十篇，共2529条。但与《晋律》相比，篇目次第依旧，仅名称有所改易，作了些删削辞句、统一注释的工作，未超出晋律范围。同时还颁有《梁令》、《梁科》各三十卷。梁季丧乱，陈霸先废梁敬帝萧方智，自立为帝。认为梁律“纲目滋繁”、“宪章遗紊”，^[9]诏尚书删定郎范泉等修订律令，撰成《陈律》、令、科各三十卷，皆早失传。史载《陈律》“条流冗杂，纲目虽多，博而非要”，其“篇目条纲，轻重繁简，一用梁法”。因而陈律实质上仍是晋律的继续。(www.xing528.com)

（四）北朝立法

北魏首开北朝重视法典编纂之风。自太祖拓跋珪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到孝武帝太昌元年（公元532年）诏议改条格的百多年中，大大小小的立法活动见于记载的有九次，前八次均是修订《北魏律》，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始告成，前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改定，这大约是中国帝制历史上修订最久的一部法律。以后虽续有纂修但变化不大。《北魏律》共二十篇（今篇目可考者十五篇），它的颁行，一改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临时决遣”的状况。因参与修律的崔浩、高允等人均是当时汉族中著名律学家，加之北魏历代君臣都重视法律^[10]，使《北魏律》能“综合比较，取精用宏”，冶汉、魏、晋律于一炉，开北系诸律之先河。

东魏孝敬帝兴和三年（公元541年）命群臣议定新法。天平年间（公元534-538年）曾诏高澄与封述定新格，史载：“以‘格’代‘科’，于麟趾殿删定，名为　《麟趾格》。”^[11]

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着手制定新法。十年命苏绰编定《大统式》^[12]，“总为五卷，颁于天下”^[13]。

公元550年，东魏权臣高洋自立为帝，改东魏为北齐。初沿用《麟趾格》，至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在封述等人主持下，以《北魏律》为蓝本，校正古今，锐意创新，省并篇名，务存清约，编定成《北齐律》十二篇，949条。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上承汉魏律之精神，下启隋唐律之先河，成为隋唐法典的蓝本。近人程树德说：“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14]。西魏权臣宇文觉于公元557年废魏恭帝自立，改国号曰周，史称北周。初用制诏，至武帝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命越肃、拓跋迪等撰定法律，仿《尚书·大诰》谓之《大律》，共二十五篇，1537条，原文早佚。因《大律》仿《尚书》、《周礼》，杂采魏、晋诸律，使“今古杂糅，礼律凌乱”，不合时宜。《隋书·刑法志》说它“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烦而不要”。因此，隋虽承周立国，但在立法上却以《北齐律》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