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400多年间，传统法律文化自汉初便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其间从思想到体制虽几经反复，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却始终如一，其历史成因则可以从思想意识形态与制度结构两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秦亡与法家学说的变化
说到秦汉，人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汉承秦制，这是就体制上而言，如果细分析起来，特别是在法制方面，则又有许多变化，尤其是对法制的指导思想方面秦汉之际可说是一个巨变的时代。
我们知道，在先秦百家诸子中，儒、法两家都提出了一套积极的治国方案。然而七国的兼并，秦皇的统一使法家成了适时的利器，而荣登统治思想的宝座。但好景不长，随秦二世而亡，长于进取、却苛酷太露、难于守成的法家学说，从此永无居首之日。历史消除了儒学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象，给“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富于“仁义”说教的儒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运。
自汉初儒生即开始鼓噪要求统治者予以重视。自汉以降，好商、韩之术者虽代有其人，但却大多羞于以法家自居，而改头换面打着儒家的招牌出现。这也为儒法合流（前者吸收与吞并后者）创造了条件。还要说明的是，因秦始皇信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使当时不少儒生为取得合法地位，不惜与阴阳家合流，成为儒生兼方士，使儒学中渗入大量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内容。
汉初得到官方扶植，讲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今文经学影响大于民间的古文经学，并在武帝后上升为官方哲学，其渊源即发端于秦始皇。此外，先秦儒家中儒法杂糅，“隆礼重法”的荀子，因其门生李斯为秦始皇重用，在其时加强了儒法合流的能力。致使后来成为统治思想的儒学，被视为“荀儒”，甚至有“汉代经师……皆出荀卿”的说法。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远非鹤立鸡群的儒学，能在西汉中后期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秦始皇的功过是密切相关的。故而有人说是秦始皇开启了“独尊儒术”的大门。然而真正使儒学对中国古代传统法制发生切实影响的，却是在武帝以后的事了。
（二）汉承秦制的制度结构——两汉法律体系的形成
两汉相沿400年中，中国传统立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在立法内容、立法技术以及法律形式各个方面比前代都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一般说来，汉代的主要立法集中在汉初高祖、吕后及文景之世，至中期武帝时立法更为全面。经过初、中期的全面立法，两汉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均已形成，此间所制定的主要法律规范作为祖宗成宪在整个两汉400余年中均被遵循。
1.西汉的立法活动。
（1）约法三章。这是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前为争取民心而颁布的一项法令。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占咸阳后，为争取民心，宣布“约法三章”：“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1]。(www.xing528.com)
在政治上这样做固然是为收取民心，在法制上无疑是开破旧立新之端。鉴于秦朝法网严密、刑罚残酷，公开宣布废除秦朝残酷法律制度，并确定当时具体的法律原则。“约法三章”是在当时天下未定、民心未附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政治性措施，其主要意义在于宣布废除秦朝苛法严刑。可以说“约法三章”是汉朝法制的开端。
（2）《九章律》。《九章律》是汉代法典的主要组成部分。史书上说：及至打败项羽，“天下既定”，“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因此，在汉朝统治基本稳固之后，简单的约法三章明显不能适应管理国家调节整个社会的需要。汉初统治者即开始了全面的立法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即是相国萧何作《九章律》。史载：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2]。
《九章律》是在吸收秦律的基础上斟酌损益而成的，以《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为基础，增加户、兴、厩三篇，合为九篇，故称为《九章律》。其中户律主要规定户籍、赋税及婚姻之事，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等事，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和驿传之事。《九章律》构成了汉律的核心和基础。一般所说的汉律，通常即是指《九章律》。
（3）《傍章》。《傍章》是儒生叔孙通奉高祖之命制定的有关宫廷礼仪方面的法规。高祖刘邦即皇帝位以后，深感文臣武将缺乏应对礼仪，即命儒生叔孙通召集儒者依儒家的礼仪制度作成《傍章》十八篇，集中规定君臣朝请及宫廷各种礼制，作为对《九章律》的补充，与《九章律》并行。
（4）《越宫律》《朝律》。汉武帝即位以后，对内对外实行“大一统”的彻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在法律方面除继承汉初制定的基本法典以外，还命张汤定《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定《朝律》六篇。其中《越宫律》是关于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规。《朝律》也称《朝贺律》，是关于朝贺制度的专门法规。《越宫律》与《朝律》成为武帝时期制定的重要法规，与《九章律》《傍章》合称汉律六十篇。
2.东汉的立法活动。光武中兴建立东汉，史载：“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3]但实际上是“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4]。所以建武中（公元25年），桓谭曾建议：“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5]。但光武帝并未采纳。这样到了章帝（公元76-87年）时，已是“宪令稍增，科条无限”了。为纠正律文与决事比两类法律规范间的矛盾导致的讼狱难决的状况，司徒鲍昱曾奏定《辞讼比》七卷、《决事都目》八卷，以期“齐同法令，息遏人讼”[6]。和帝（公元89-105年）时采纳廷尉陈宠“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的建议：“绝钻钻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7]。此后又“钩校律令条法千九百八十九事”[8]。这是东汉时一次较大的法律修订。
两汉时期的最后一次修律是在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因董卓之乱，“典宪焚燎，靡有孑遗”[9]。此外，经学大儒马融、郑玄等对律令的解释，也被天子诏令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审判根据。所以终汉之世，虽自武帝以降，法律几经删简，但其繁密状况未能改变。在四百多年的立法活动中，基本上沿着由简到繁，由繁到简再恢复到由简到繁这样的轨迹运行。所谓“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10]。
3.简牍所见汉律的发展变化。自20世纪以来，不断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尤其是以简牍为代表的史料，在不断丰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也使得对汉律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推进。20世纪初西北边陲的敦煌汉简以及30年代居延汉简的面世，进一步开拓了法律研究的空间。此后80年代江陵张家山汉简（247号墓）出土，其中包含《二年律令》526枚，它的发现使得亡佚已久的汉律得以重现，简文含27种律（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田律、金布律、史律等）和1种令（津关令），通说认为是吕后二年施行的法律；《奏谳书》228枚，它是议罪案例的汇编，包含了春秋至西汉时期的22个案例，不少案例是完整的司法文书，是当时的司法诉讼程序和文书格式的具体记录。[11]此外陆续发现的竹简还有1986年张家山汉墓竹简（336号墓），包含汉律15种，与247号墓出土竹简的律令大致相同。[12]1993年的尹湾汉简、2004年的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等。
200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了一批内容丰富的简牍，该批简牍2000余枚，分为22组，内容包括质日、官府文书、私人簿籍与律典、算数、书籍、日书等，据推断其时代应在文帝末年至景帝时期。[13]律典竹简共计2卷（V组和W组），V组306枚，有盗、告、具、贼、捕、亡、杂、囚、兴、关市、复、校、厩、钱、迁等15种律文，W组544枚，有金布、均输、户、田、徭、仓、司空、尉卒、置后、傅、爵、市贩、置吏、传食、赐、史、奔命、治水、工作课、腊、祠、赍、行书、葬等24种律文。睡虎地汉简律典有助于《二年律令》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同时又有多种此前未见的律篇。此外，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各种律篇呈平行格局不同，睡虎地汉简律典分作两卷，并且其总题之一作“旁律”，为汉律是否存在正律与旁章的讨论提供了新材料。[14]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出土简牍780枚，其中有字简牍579枚，内容以簿籍为主，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基层政府行政运作提供了重要资料。[15]
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湖北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12号墓出土大批简牍，初步判断属西汉早期，4000余枚，内容分为岁纪、历日、法律文献、日书、医方、簿籍、遣册等7类。其中法律文献主要是律典和令典，约3000枚。律典分3卷。第1卷内容与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律典“□律”基本相对应，未见卷题；第2卷卷题“旁律甲”；第3卷卷题“旁律乙”。3卷皆有目录，目录有小结，分别记“凡十四律”“凡十八律”“凡十三律”。新见律名有外乐律、蛮夷诸律等。外乐律有助于推进西汉宗庙乐舞制度的研究，蛮夷诸律是汉初少数民族政策的集中体现。令典分为两卷，第1卷有卷题“令散甲”。两卷皆有目录，目录有小结，分别记“凡十一章”、“凡廿六章”。和已公布的同类出土文献相比，律典有目录，新见律名有外乐律，蛮夷杂、蛮夷士等六种律，在已知出土文献中数量最多，体系最完备，整理刊布后，有望成为出土资料中最为完整的西汉律典范本。令典则是首次发现，有望开启汉令分类、编辑与令典形成研究的新篇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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