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诸侯国的司法体系及其重要性

春秋时期，不仅“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所曾享有的最高司法权实际也由各诸侯国行使，诸侯掌握着诸侯国内的最高司法权，是实际上的最高司法官。各诸侯国设有专门的司法机构和司法组织，但是其称谓各异。例如，晋国、郑国、鲁国、卫国等设有“司寇”，宋国设有“司城”，楚国、陈国等设有“司败”，掌司法之权。

关于当时争讼案件的处理，《左传》中多有记载。例如，公元前632年，“卫侯与元喧讼”，即卫成公与卫大夫元喧在晋国处理争讼，因无君臣同庭对质之理，故卫成公由他人代替出庭。质证辩论之后，卫成公一方被判败讼。卫成公被拘捕押往京师，关在另外设立的囚室中，由卫大夫宁武子负责卫成公的衣食供应。^[88]这里记载的是争讼的双方当事人都属于同一个诸侯国的情形，并且作为当事双方的卫国人在晋国处理争讼。《左传》中的记载展现出当时诉讼双方从代理出庭、质证辩论，到判决和执行的全过程。

此外，还有双方当事人不属于同一个诸侯国的情形。例如，公元前587年，晋国“救许伐郑”，楚国的子反率军救郑，于是，“郑伯与许男讼焉”，郑伯（郑襄公）由郑国的皇戌代表，而子反无法做出裁决，就建议他们一起向楚王寻求解决，由楚王及其臣子共同听取两位君王的意见、知晓两国之间的是非之后，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89]第二年，“许灵公诉郑伯于楚。六月，郑悼公（注：郑襄公之子）如楚，讼，不胜。”楚国就拘押了郑国的皇戌及子国。郑悼公回国后，派公子偃向晋国请求讲和。^[90]再如，公元前613年，周匡王“使尹氏与聃启讼周公于晋”。^[91]这类事件在《左传》中有不少记载。这些事例表明，在春秋时期，曾经属于周天子的最高司法权力已经转移到诸侯国的诸侯手中，诸侯之间的争讼不再由周天子进行裁决，而是由较为强大的诸侯国进行调解或者审断。同时，司法公开、质证辩论和依法、依情理断案成为共同接受的原则。公布成文法活动和各国的变法活动为此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战国时期，各国的中央司法机构也称谓不一，如在秦国为廷尉，在齐国为大理，在魏国为司寇。随着“郡县制”的推行，郡、县等地方也设立了相应的司法机构，一般由郡、县的行政长官兼理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