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循“情”则“礼”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但是在政治和司法实践中，“礼”仍受到重视，案件的处理一般循“情”、依“礼”进行审断。《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鲁庄公曾说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83]易言之，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详尽审察，但是一定按照实际情况，依“情理”进行处理。公元前541年，郑国的子产在处理公孙黑与公孙楚“争室”一案时也适用“礼”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予以解决。子产说，“直钧，幼贱有罪”，意即在双方都有“理”的情况下，年幼和地位低的人有罪。子产还指出，“国之大节有五……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五者所以为国也。”[84]子产在这里所说的“国之大节”和“国之为国”的五个方面，正是“礼”的基本要求。
（二）“同罪同罚”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曹共公的仆人贿赂晋国的筮史，请其劝告晋文公，强调晋文公“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同罪异罚，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85]这里不仅指出，“同罪异罚”不符合“刑”的基本原则，而且“礼”、“信”、“刑”三者同为君王统治的基本手段。《左传·襄公六年》记载，宋国的乐辔因怒而在朝堂上用弓套着华弱的脖子，宋平公认为，官居司马的华弱会因此难以在战斗中取胜，因而将华弱驱逐出国。司城子罕认为：“同罪异罚，非刑也。”在他看来，在朝堂上专横地侮辱他人是很大的罪过，被侮辱之人被驱逐，因而基于“同罪同罚”的原则，侮辱他人的乐辔也应被驱逐。[86]《左传》中多处提到“同罪异罚，非刑也。”所以，“同罪同罚”应是当时各国普遍实行的一项司法原则，这也是公正刑罚的基本要求。但是，该原则是基于礼教等级制度的“同罪同罚”原则。在战国时期，各国普遍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而实行“变法”，该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贯彻。(www.xing528.com)
（三）“顺天则时”的司法时令观
春秋战国时期的司法思想还体现为“顺天则时”的司法时令观，即庆赏之事应在春夏进行，刑罚之事应在秋冬实施。春秋时期的蔡国大夫公孙归生曾说道：“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87]《礼记·月令》中有关于司法时令之制的详细记载。例如，仲春之月，应“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孟夏之月，应“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戮有罪，严断刑”；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季秋之月，“趣狱刑，毋留有罪”；孟冬之月，“是察阿党，则罪无有掩蔽”。据此，不同的司法活动应在不同的时月进行，以适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这也是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秩序观的反映。尽管如此，《左传》中还记载有不少在春夏行刑的事例。根据文献记载，“秋冬行刑”作为一种制度应是确立于西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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