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变法与《法经》的优化措施

（一）李悝变法

魏文侯在位期间（公元前445-前396年）为实现魏国的富强，任用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主持进行变法，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政治方面，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制度，即根据功劳进行赏赐，根据罪过进行处罚，同时“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55]以才能作为任用官员的主要标准，身份和等级因素退居次要地位。

在经济方面，一是“尽地力之教”，调动农民的耕作积极性，鼓励开垦荒地，增加农业产量。二是实行“善平籴”的政策，由国家对出产的粮食进行宏观调控，在丰收之年平价收购粮食，即“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遇有饥荒或者粮食歉收时，则平价出售之前存收的粮食，即“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国家通过这种“取有余以补不足”的调控方式来达到平抑粮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的目的，同时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56]

在法律方面，李悝在总结各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编撰《法经》，以法律的形式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法经》本身已佚失，但是根据《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等文献典籍的记载，可了解其篇目结构和内容的梗概。

（二）《法经》

根据《晋书·刑法志》和《唐律疏议》的记载，《法经》由六篇构成，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也作“网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是一部以刑事法律为主的比较系统的法典。(www.xing528.com)

《法经》的前四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主要是惩治盗和贼这两种犯罪的法律规定。根据《荀子》的解释，“窃货曰盗”，“害良曰贼”^[57]，“盗”主要是关于侵犯财产的犯罪，“贼”主要是关于侵犯人身的犯罪。按照《晋书·刑法志》的记载，“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可见，“盗”和“贼”是当时重点惩治的两种严重犯罪，而“囚法”、“捕法”是关于关押、抓捕犯罪之人的相关规定。

第五篇“杂法”主要是惩治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的规定。根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这些犯罪主要是六种，即“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其中，“轻狡”是指盗兵符、玺或私议国家法令、政治狡诡等犯罪行为；“越城”是指非法翻越城池，偷渡关津、要塞等犯罪行为；“博戏”是指赌博等犯罪行为；“借假不廉”是指欺诈、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淫侈”是指生活奢侈淫靡等犯罪行为；“逾制”是指违法僭越等级特权或僭越享用服饰、器物等犯罪行为。

第六篇“具法”主要是关于定罪量刑及相关原则的规定，类似于现代刑法中的总则部分。《晋书·刑法志》记载，“以《具律》具其加减”，“具法”主要是关于量刑中加刑或减刑的规定。

根据文献典籍的记载，《法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编纂体例上，将国家重点惩治的盗贼犯罪的相关规定列于篇首，将类似于现代刑法中总则部分的“具法”置于最后。二是将惩治的不同犯罪分类规定，除关于“盗”和“贼”两种严重犯罪的规定以外，以“杂法”规定其他类型的犯罪行为。三是《法经》的六篇“皆罪名之制”^[58]，即“以罪统刑”，改变了之前“以刑统罪”的法律传统。四是贯彻法家的重刑主义原则，其中规定的处罚方式基本是肉刑和死刑。

《法经》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晋书·刑法志》记载，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法经》是在总结当时各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而编撰制定的，推进了魏国的改革和发展，对于巩固和维护新确立的诸项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法经》所确立的法典体例奠定了此后法典编纂的基础，汉朝的《九章律》就是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户、兴、厩三篇而编成的，^[59]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