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铸刑书与晋国铸刑鼎的比较与优化

（一）郑国“铸刑书”和邓析作“竹刑”

春秋时期，郑国因地处晋、楚两国之间，外部受到两国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内部大夫专权，内乱迭出。大夫子产执政时，认识到民心的向背和“得民”的重要性^[30]，认为“道之以教，乃迹天地、逆顺、强柔，以咸全御”^[31]，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意图破除旧制度中的一些弊病和习俗，“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得到民众的称颂。^[32]公元前536年，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33]。郑国“铸刑书”成为春秋时期成文法运动的重要内容。当然，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很早就制定、公布法令，法令在制定后予以公布是周秦之际的惯常做法，从西周的“宪刑”“悬法”到春秋时期郑国的“铸刑书”，都是“公布成文法”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34]

郑国在“铸刑书”之后，邓析于公元前501年作“竹刑”，即邓析“私造刑法”，因其将法律条文书写在竹简之上，所以被称为“竹刑”。^[35]邓析对子产推行的一些改革不满，曾“数难子产之治”^[36]，并且邓析教人诉讼，“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37]“巧辩而乱法”^[38]，因而“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39]邓析利用统治阶级的法律，“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破坏了社会统治秩序，而这正是下文所述的叔向等人当时所担忧的问题之一。

（二）晋国“铸刑鼎”

晋国在经历了诸子争权夺位的内乱之后，特别是晋献公时的“骊姬之乱”之后，不再立公子为贵族，晋国从此“无公族”，政治权力逐渐落入异姓卿大夫之手，导致“政在大夫”，但是“大夫多贪，求欲无厌”^[40]，他们之间相互争斗，争权夺利。到春秋晚期，在晋国形成了韩、魏、赵、范、知（智）、中行六大族，即所谓的“六卿”。当时的晋国，“宫室滋侈”，“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被认为“晋君将失政矣”。^[41]为整顿秩序，加强统治，晋国于公元前513年在执政赵鞅、荀寅的主持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42]，即把之前的执政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公布于鼎上。

春秋时期，郑国“铸刑书”与晋国“铸刑鼎”等活动是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的社会变化和制度转型时期，这些事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三）“铸刑书”与“铸刑鼎”引起的争论(www.xing528.com)

1.晋国叔向反对郑国子产“铸刑书”。在郑国“铸刑书”之后，出身晋国公族的叔向派人送给子产一封信，在信中针对此事谈了自己的看法：“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叔向还说道，“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43]在叔向看来，贤明的统治者“仪刑文王”，并不依靠法律来进行统治，以前之所以不公布法律，是因为老百姓知道了法律规定之后，就会“弃礼用法”，抛弃“礼”、“义”、“仁”、“信”，导致争讼滋繁，所以他认为，一个国家将要灭亡之时，必定是会多发布政令、颁布法律。所以，在叔向看来，“礼”仍应是社会统治的根本和基础，“刑辟”只是“礼”的辅助。对此，子产的回复是：“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44]言下之意，子产发布和实施的政令，包括“铸刑书”在内，只是用以挽救当时郑国的政治统治，但是子产并未摈弃“礼治”，仍将“礼”视为统治的重要基础。^[45]

《左传·昭公六年》还记载了晋臣士文伯对此事的预言。他说，当大火星（即心宿）出现时，郑国就要遭受火灾，因为刑器是用火铸造出来的，其中还包含着能引起争端的法律，这并非吉兆。^[46]后来，士文伯的预言应验了：“六月丙戌，郑灾。”

2.鲁国孔子反对晋国“铸刑鼎”。晋国“铸刑鼎”之后，遭到鲁国孔子等人的反对。孔子主张通过区别贵贱的礼的规范，维系等级身份，进而实现社会秩序的构建。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47]在一定意义上追求形式平等的“法”与区别等级贵贱的“礼”之间产生了矛盾，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要遵守法律，所以，贵族的等级身份和阶层特权受到极大地限制，有些贵族的身份与特权甚至不复存在。通过“公布成文法”等活动，旧有的等级秩序遭到破坏，原有的贵族特权受到限制，因而遭到失去特权阶层的旧贵族的反对。此外，孔子也指出：“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48]由此，孔子并非反对法律的存在和“铸刑鼎”本身，而是因为晋国所铸的“刑书”是“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公布这样的法律并非长治久安之道。

（四）郑国“铸刑书”与晋国“铸刑鼎”的意义

郑国“铸刑书”与晋国“铸刑鼎”作为“成文法运动”的重要活动，革除了“临事制刑”的恣意性与“秘密法律”的弊端，破除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律秘密主义与司法专擅。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礼崩乐坏”，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但是并未否定贵族特权和身份等级制度。相关研究表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礼器铭文具有鲜明的宗族性特征，而《左传》所记载的郑国“铸刑书”与晋国“铸刑鼎”等事件发生在当时的国家和社会发生剧变的前夜，战国以后的青铜铭文更为平民化、生活化，其法令铭文也不像以前那样体现出明显的宗族性。所以，春秋晚期的郑国“铸刑书”与晋国“铸刑鼎”所引发的争论显示出宗族治理社会的模式行将崩溃，法令的适用对象开始超出宗族的范围。因此，郑国“铸刑书”与晋国“铸刑鼎”所体现的是法律治理模式的转变问题，意味着宗族法令时代行将结束，集权律令时代即将到来，“铸刑书”与“铸刑鼎”本身与法律的公开问题并无实质性关联。^[49]

相对于夏商时期的“神权统治”和西周时期的“礼治”，此后的“法律之治”成为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转变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是各国在当时激烈的竞争和斗争环境中的选择，客观上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