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的宗法制下，当时的婚姻家庭及继承制度带有明显的宗法性特征。西周的婚姻家庭及继承制度也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一）婚姻制度
《礼记·昏义》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在宗法制下，婚姻的主要目的，一方面繁衍后代和宗法之承续，另一方面在于联结异姓，壮大宗族力量。
基于长期的生活经验，人们发现近亲结婚所生育的后代在体力和智力上会有一定的缺陷，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30]，所以，西周时期有“同姓不婚”的原则。此外，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还带有社会和政治目的，即前述联结异姓，“合二姓之好”，壮大宗族力量，因此，《礼记·郊特牲》说：“夫昏礼……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
婚姻关系的成立需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31]，《诗经》也记载：“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32]此外，婚姻关系的成立需经过一定的程序和仪式，即所谓“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即男方家长请媒人向女方家长提亲；问名，即请媒人问清楚女方的姓名，以防同姓为婚；纳吉，即男家将女方姓名及相关情况在祖庙中告知祖先，并占卜吉凶；纳征，即男家向女家送聘礼，征即币帛、聘礼之意；请期，即男家经占卜后决定婚期并告知女家；亲迎，即男方奉父母之命到女家迎娶女方到男家举行婚礼。“六礼”是娶妻的程序和仪式，所以，《礼记·内则》记载：“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婚姻成立的禁止性条件，除上述“同姓不婚”之外，还有“居父母丧不婚”，即在父母的丧期内不得结婚，丧期一般为三年。《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号，三年忧，恩之杀也。”(www.xing528.com)
西周时期在解除婚姻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主要为“七出三不去”。“七出”，也称“七去”，即丈夫休妻的七种理由，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窃盗”，《大戴礼记》对此的解释是：“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33]《大戴礼记》也记载了对于解除婚姻的限制性内容，即“三不去”，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妻子即使有“七出”的情形，丈夫也不得休弃。“三不去”的具体内容为：“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34]
（二）家庭和继承制度
西周在宗法制下确立起一夫一妻多妾制，夫妻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夫在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顺从丈夫被视为“妾妇之道”。《礼记·郊特牲》载：“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所以，女性在家庭中没有独立的地位，要求“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35]
西周的继承制度主要体现为宗祧继承与财产继承两个方面。在宗祧继承方面实行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即由妻所生的长子来继承父的身份、主祭权（即所谓的“大宗”），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这也是宗法制的产物和必然要求。财产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宗祧继承，“大宗”在家族内的地位决定了其在宗族财产方面的支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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