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在灭商之前即已制定相应的法律。《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周文王时的“有亡荒阅”之法即对逃亡之人进行大肆搜捕的法律。
西周初年制定《九刑》。《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一般认为，《九刑》是西周成王时所作刑书。有学者认为，《九刑》即“九种刑罚之谓”，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之鞭、扑、流、赎，这九种刑罚同时也是《九刑》的体例篇目。《九刑》针对当时的一些犯罪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对于维护当时的统治和社会秩序起到重要作用。《史记·周本纪》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
西周中期制定《吕刑》，又称“甫刑”。据载，西周中期穆王时命吕侯“作修刑辟”，制定《吕刑》。[11]《吕刑》的内容已佚失，但是从《尚书·吕刑》的记载可以窥见当时所作《吕刑》的相关内容。《尚书·吕刑》主要记载了当时的司法制度、罪疑从轻、慎刑、“刑罚世轻世重”、赎刑等方面的原则和内容。
除上述“周礼”、《九刑》、《吕刑》之外，西周统治者所发布的命令也具有法律效力，包括诰、誓、命等。(www.xing528.com)
“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理想模式。其中，礼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根本，“礼、乐、政、刑”四者相互联系，紧密配合，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共同维护国家的统治。[12]根据《礼记·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和乐相辅相成，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13]所以，“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14]在“礼”“乐”通达的社会中，“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15]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能“礼义立”，“乐文同”。因此，除了礼、乐之外，治理国家还需要政与刑。《礼记·乐记》区分了礼、乐、政、刑的不同作用：“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所以，实现国家之治，需要礼、乐、刑、政协同配合，共同实施。礼、乐、刑、政的手段和方式虽有不同，但是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即实现“王道”和“治道”。
基于“礼、乐、政、刑”的不同功能和作用，周公制礼作乐，立政设刑，“礼、乐、政、刑”的关系集中体现为“礼”与“刑”的关系。在政治实践中，“礼”与“刑”（“法”）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16]但是二者的功能和作用各有侧重，根据《大戴礼记》的记载，“礼”的功能主要在于德教，即“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从善远罪而不自知也”[17]，“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18]“礼”与“刑”在适用对象方面也有区别，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1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礼”不适用于“庶人”，“刑”不适用于“大夫”，而是指对于“庶人”和“大夫”，各有其适用的“礼”和“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