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灭夏建立统治之后，在夏朝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法律及相关制度。
《晋书·刑法志》记载：“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周于夏，有所损益。”《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刑”被看作商朝法律的总称，商朝法律是在“损益”夏朝法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具体内容亦已佚失。《竹书纪年》记载：“（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19]祖甲统治时期距商汤建立商朝已经过去好几百年，为适应当时社会情势的发展变化，因而对原来的“汤刑”加以修订。
商朝还存在商王之“令”这一法律形式，即商王发布的命令。甲骨文中的“王大令”卜辞较多地保存了当时“令”这种法律形式的内容，“大令”则指商王针对国家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而发布的命令。[20]
为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和治理，商朝“制官刑”。《尚书·伊训》记载了伊尹在商汤去世之后对即位的太甲的训导，其中说道：“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这里将“三风十愆”的行为上升到能导致“丧家”“亡国”的高度予以重视，无论邦君，还是卿士，都不得违反，被视为当时的“治官之法”。
商朝沿袭夏朝刑法的部分罪名，同时也根据自身统治的特点对一些特殊的行为进行处罚，如“违反天命”“不遵天命”等严重不利于统治阶级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殷之法，夫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认为处罚过重，问于孔子，孔子的回答是：“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21]此外，《吕氏春秋》引《商书》记载：“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22]“不孝”等违反家庭伦理秩序的行为构成严重犯罪，要予以严惩。
据载，商朝的刑罚体系仍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主。除文献记载之外，出土的甲骨文中也记载有相关的刑罚。商朝的刑罚和酷刑种类繁多，有炮烙、醢、脯、烹等。这体现出当时刑罚的严酷性。
商朝早期的王位继承实行“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的制度。盘庚迁都以后，“父死子继”逐渐在“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这两种继承并存的发展过程中成为王位继承的主要方式。到商朝晚期，则基本确立起“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23]的嫡长子继承制。
商朝统治时期已初步形成中央、地方两级管理机构，其司法制度亦初具规模，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司法机构。在中央，商王掌握着最高司法权，其下设司寇，职掌司法。在地方，京畿地区设有“士”与“蒙士”，其他地方司法官为“正”与“史”，处理所辖地方的案件。
在神权法思想盛行的商朝，其司法审判也具有神判的色彩。相关甲骨卜辞表明，当时经常有卜者参与司法活动，通过占卜的方式来进行审判并决定施行特定的刑罚。
商朝的监狱称为“圜土”。《墨子·尚贤下》记载：“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此外，《史记·殷本纪》记载：“纣囚西伯羑里。”“羑里”也被视为当时的监狱或监狱场所。
图3 羑里城（位于今河南省汤阴县）
【注释】
[1]《尚书·召诰》。
[2]《尚书·召诰》。
[3]《尚书·泰誓》。
[4]《诗经·商颂·玄鸟》。
[5]参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6]《礼记·表记》。(https://www.xing528.com)
[7]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0页。
[8]《尚书·泰誓》。
[9]《尚书·甘誓》。
[10]《尚书·甘誓》。
[11]《尚书·汤誓》。
[1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13]《左传·昭公十四年》。
[14]李梦生撰：《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3页。
[15]李力等著：《古代远东法》（何勤华主编“法律文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2页。
[16]《论语·为政》。
[17]《竹书纪年·帝芬》。
[18]《竹书纪年·帝癸》。
[19]《竹书纪年·祖甲》。
[20]李力等著：《古代远东法》（何勤华主编“法律文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36-139页。
[21]《韩非子·内储说上》。《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顾颉刚等人也认为，此为秦法而非“殷之法”。
[22]《吕氏春秋·孝行》。
[23]《吕氏春秋·仲冬纪·当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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