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信托基金制度下侵权债权人的法律权利优化方案

为了保护信托基金制度中未来债权人的利益必须首先解决其法律权利。这包括两方面：其一，明确其法律地位；其二，确定其法律代表（Future Claimants’Representatives，FCR）。

（一）法律地位

创立信托基金仅仅解决了未来债权人的偿付来源问题。由于这一类债权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法律必须解决这一类债权人的法律地位。从美国判例法的发展演进来看，对未来债权人的法律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确定的过程。两个经典案例可以诠释这一过程。第一个案例还是最早的石棉重整案例，即曼维尔公司重整案。由于立法并没有明确未来债权是否符合破产法中的债权定义，曼维尔公司重整案中法官把未来债权人界定为“利益相关人”（parties in interests），但是却回避确定未来债权是否符合美国破产法典项下的“请求权”概念。如果符合这个概念，未来债权人就有权得到破产法典规定的程序保护并受到重整豁免规定的支配。法律地位的不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未来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到了罗宾斯案，未来债权的法律地位得到确定：即未来债权拥有和当前债权相同的待遇。未来债权同样遵守自动中止原则以及施加于所有债权的转移禁令，同样根据重整计划得到豁免，同样有权得到破产法典的有关程序保护。依据重整计划建立起来的信托还规定了程序保障，确保当前和未来债权人得到平等的待遇以及信托的长期营运的可行性（long-term viability）。未来债权人法律地位的确定性带来的累积效应是：当前债权人不必受到过多的压力或恐慌，未来债权人也不必受到过多的恐惧，从而使得债权得到有序的处置。

可见，尽管未来债权并不符合传统侵权法概念下的债权构成要素，破产法必须在破产重整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赋予未来债权和当前债权相同的法律地位，破产法有效地解决了破产债权的有序分配问题。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实现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提高制度效率。从截止到目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在侵权法的框架下很难解决未来债权的法律地位。这也凸显破产法在解决未来债权人方面的相对制度优势。

（二）法律代表（FCR）(www.xing528.com)

在重整计划谈判中各方当事人必须有机会参与谈判才能有效地保护其利益。不论是当前债权人、契约债权人还是其他利益相关人都有机会选择并委托自己的代表为了自己的利益参与谈判。由于未来债权人的不确定性，使之难以“选出并委托”自己的FCR。所以在实践中法官会为其指定FCR。例如，在曼维尔案中，尽管法官把未来债权人界定为利益相关人，还是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09（b）条为其指定了FCR。当然，美国1994年修订后的破产法第544条（h）款明确要求法官为未来债权人指定FCR。

指定FCR是一回事，FCR能否有激励为其所代表的身份、数量、数额等都不确定的未来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行为却是另一回事。有学者分析有两个主要因素导致FCR代表未来债权人的激励不足：其一，FCR的客户身份不确定，处于未知状态。所以，未来债权人不能监督FCR在重整谈判中的表现。而其他当事人则可以积极地参与谈判并主张自己的利益。由于缺乏直接的监督和责任，谈判的天平必然向积极参与的其他当事人倾斜。其二，FCR缺乏胜诉带来的金钱利益驱动。其他当事人一般雇佣律师事务所作为代表，而且其法律代表一般依据胜诉付费契约获得实实在在的胜诉利益，所以有激励追求其客户的最大利益。相反，FCR一般不能从成功维护未来债权人利益中得到多少金钱利益，因而缺乏为之努力的动力。

所以，有必要设计一个最优的FCR激励模式，使得FCR就像实际上受到未来债权人监督并由未来债权人根据其表现支付一样行为。这个激励模式就是把FCR的支付结构做一个调整，使FCR和未来债权人的目标一致。这种激励模式的基本框架是：FCR从未来债权人得到的支付中得到一定比例的支付。例如，假设某重整案中的所有未来债权人获得10亿美元赔偿基金，分20年支付；FCR得到的支付比例是1%。那么FCR就会得到1000万美元的服务费，分20年支付。^[20]由于FCR得到的支付与未来债权人最终获得的支付成正比，FCR就有强烈的激励使未来债权人的支付最大化。在本假设案例中，如果未来债权人最后得到15亿美元的支付，那么FCR得到的支付就是1500万美元；如果未来债权人得到的支付降低到5亿美元，那么FCR仅仅得到500万美元的支付。^[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