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的核心课题：重塑课程文化

素质教育意味着理想的“学校文化”的创造，而课程文化居于学校文化的核心地位。

近代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被深深地打上了应试教育的烙印。其具体表征为：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形成学生既定的社会思想意识和系统而高深的知识体系；由于学科课程长期拥有绝对主导的地位而导致课程模式结构的失衡；由于长期以知识教育为中心或过分强化了知识（学问）在教育内容中所占的比重而导致学生知识与能力间的失衡；由于所谓主要课程与次要课程间的鸿沟长期难以填平而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失衡；由于长期以既定课程内容为评估的依据而导致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被异化，等等。显然，这种重知识轻能力、重共性轻个性的单一的课程模式和失衡的课程结构与素质教育的理念相背离，无助于新时代人才的培养。那么，改革单一的课程模式和调整失衡的课程结构就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革新所必须解决的理论课题与实践任务。

1986年，我国的《义务教育法》颁布以后，为适应义务教育制度之需要，我国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一轮课程教材改革。纵观义务教育制度确立以后全国各地的课程教材改革，可以发现其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课程行政管理体制上开始打破“集权制”的绝对支配地位，力求把“集权制”与“分权制”各自的优势整合起来，探索一种“均权制”的课程管理体制，确立“一纲多本”的课程改革方略，以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在课程教材改革中的积极性。第二，在课程目标、内容、组织、结构等方面大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敢于突破以往课程教材改革中的诸多禁区，如“个性发展”、“选修课程”、“活动课程”等内容在各地的课程标准、课程计划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不容否认，这次课程教材改革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甚至还存在着用新的划一化替代旧的划一化的危险。这是因为：第一，理论基础极其薄弱。关于课程教材开发的基本问题，如课程开发的三个维度（学习者的需要、当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学科发展）的关系问题，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关系问题，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的关系问题，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关系问题，都缺乏充分的理论上的准备。所以，课程开发的盲目性很大，开发出的教材科学性不强。譬如流行全国的“活动课程”与课外活动是怎样的关系，与选修课程的关系如何等问题，在实践中尚存众多分歧。第二，在课程行政管理上对“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视不够。这次改革提出的“一纲多本”的策略和“因地制宜”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从总体上看，对课程改革的主阵地——学校积极性的发挥重视不够。许多教师并未真正理解这次改革的意图，所以存在着教学中新老教材并用的情况，这反而加剧了学生的课业负担。第三，课程改革局限于教材。课程不等于教材，它是教材、学生、教师、环境四方面相互作用的“完整的文化”。课程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教材变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教育评价体制的变革、教师进修制度的完善和效率的提高都是课程改革的基本构成。只有主导中国教育的深层的价值观念真正体现时代精神，课程改革才能在高起点上进行。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为中国面向21世纪的课程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面临着创造新的课程文化的一系列的课题：

——充分的理论上与组织上的准备。建议成立国家课程改革专家咨询与研究委员会，对课程改革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各个操作环节提出咨询报告，提高课程改革的科学化水平与科技含量。(www.xing528.com)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评价既要体现我国特色，又应充分汲取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要逐步与国际接轨，如国际化时代的“多元主义”教育价值观、“大众主义”时代教育民主与教育公平的观念、信息化时代的“主体教育观”，都应引起我国课程改革的关注。

——课程改革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学校的积极性，谋求“国家课程开发”、“地方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开发”的统一。特别是处于教育教学一线的教师应是课程改革的主体，应参与课程改革的每一个过程，包括国家课程的规划过程。［钟启泉：《我国当前中小学课程改革需要注意些什么》，载《课程研究》1994年第1期；钟启泉：《当前上海课程教材改革之我见》，载《教育参考》1995年第6期。）

我们相信，只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我国面向21世纪的课程改革一定会取得预期的成功。

（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200062。北京：《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