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论及比较

在金融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方面，以国内外相关研究为基础，通过理论分析和以中国中部地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1.金融发展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

从理论机制层面看，金融系统具有动员储蓄、配置资源、促进公司治理、分散风险和便利交易五大功能；正是通过五大金融功能的发挥，金融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投资效率和技术创新，进而有利于经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在促进TFP增长方面，金融中介与市场具备三大基本功能：(1)风险分散与流动性供给；(2)削减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及其引发的逆向选择；(3)弱化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及其产生道德风险。通过上述基本功能的发挥，以及其延伸的优化资源配置和推进技术进步的作用，金融发展可以推进一国或地区的TFP增长、长期经济增长。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运用1996—2015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旨在对中部地区与全国的比较，并判断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运用同期全国的时序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回归分析。对上述实证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在中部六省，金融发展规模抑制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金融发展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除此之外，在中部六省和全国范围，金融发展效率、人力资本均促进了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次，在TFP增长的作用方面，运用1996—2015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与中部地区TFP增长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国际贸易抑制了中部地区TFP增长，人力资本促进了中部地区TFP增长，金融发展效率促进了中部地区TFP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旨在对中部地区内部的差异进行比较，以及分析基本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运用同期中部六省的时序数据，对金融发展与TFP增长的关系的协整回归分析发现，上述实证结论比较稳健。

在中部六省，金融发展规模抑制了经济增长和TFP增长，而反映商业银行市场化经营变量的金融发展效率却促进了经济增长和TFP增长。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金融系统的功能尚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中部地区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在于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如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的社会征信系统，深化国有控股银行商业化改革，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以促进金融系统动员储蓄、配置资源、促进公司治理、分散风险和便利交易，以及金融中介与市场的风险分散与流动性供给、削减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及其引发的逆向选择、弱化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及其产生道德风险功能的充分发挥，进而通过金融发展加快中部地区崛起的步伐。

2.金融发展与中部地区技术创新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通过其筹融资、项目评估、公司控制、风险管理和资源配置等一系列的功能，可以对技术创新活动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而且，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发现，由于信息处理、风险管理、消除逆向选择问题能力和弱化道德风险问题能力不同，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对技术创新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www.xing528.com)

首先，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利用中国中部地区省份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发展对以专利授权量计算的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的基本回归结果显示，股票市场的发展会促进技术创新，而信贷市场的发展则阻碍技术创新。其次，在将内生性和因果倒置问题纳入考虑后，我们的基本回归结论仍是稳健的。最后，我们还在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上进行了相同的回归，并与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的分析表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股票市场发展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大，信贷市场发展对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更为显著。此外，我们的结论对技术创新的替换代理变量，比如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数量的增加也是稳健的。

基于以上理论与研究结论，我们引申的政策含义包括：一是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增强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降低风险和提高效率为目标，积极开发与企业技术创新相适应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二是发展担保机构，服务技术创新融资。技术创新是高风险的企业活动，如没有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化解风险，它必将通过信贷投放而转嫁给金融机构，需要积极探索建立国家级再担保机构，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三是大力发展科技风险投资，服务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机制能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分担创新风险，对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和促进作用，通过制定财政、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为科技风险投资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构筑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努力推动主板市场发展，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小板市场的发展，并适时推出创业板，积极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的多种融资需求。

3.金融发展与中部地区收入分配

从经济增长渠道看，大多数学者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方面存在明显的分歧。从金融危机渠道看，大多数学者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以及金融危机对穷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恶化收入分配状况方面达成一致。从融资与金融服务渠道看，因为金融自由化本身不存在改善穷人获得信贷和金融服务的内在机制，并且在实践中可能使穷人获得的融资与金融服务缩水。将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渠道进行综合考虑，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撇开国别差异的因素，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以金融自由化为根本动力、核心内容的金融发展非但不能改善，反而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在此基础上，在Turnovsky(2006)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本章加入金融部门，从金融效率角度，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以上述理论研究为基础，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城镇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首先，通过1996—2015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和全国时序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中部六省和全国范围，金融发展规模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说明在中部六省和全国之间，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实证模型的结论比较稳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济增长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人力资本投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济增长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通过1996—2015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减少了中部六省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金融发展效率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提升增加了中部六省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增加了中部六省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进一步，1996—2015年中部六省的时序数据的实证研究的总体结果与上述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说明实证模型的结论比较稳健。

根据上述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结果，可以引申的政策含义：在中部地区，一味强调金融发展效率层面上的提高而忽视公平层面上的金融资源均衡配置，会加剧经济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因此，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公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市场失灵，政府有责任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在进行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政府还应该采取积极的金融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的公平配置。首先，“嫌贫爱富”是金融的天性，无可非议，但金融机构在谋取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政府要思考如何调动各类金融机构投入弱势群体和弱势部门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而且这种调动还必须是可持续的，是讲效率的。其次，消除金融信贷配给，努力引导金融部门对传统部门的资金投入，改善其融资条件，促进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最后，要建立普惠性的金融体系，保障社会每个经济主体金融权利的平等。真正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应该具有包容性，即要普遍惠及一切需要金融服务的社会群体，尤其应惠及被金融体系所忽视的贫困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