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渠道及其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

在研究金融发展通过金融危机影响收入分配的宏观层面时，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金融发展引发的金融危机；二是金融危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上述两个层次的研究，可以反映出金融发展对一国收入分配的影响。

1.金融发展引发的金融危机

运用资产负债表分析法、金融加速度假说，Eleonora和Marcella(2004)通过一个拓展的动态宏观模型，给出了一国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的内生机制。^[10]也就是，在企业扩张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入使企业发现可以大规模的“借款”和不断增长的财务杠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导致企业财务结构的恶化和“系统风险”的增长。这种机制导致了流动性的收缩，且伴随积累和产出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本流出的金融冲击将引发金融危机。并且，产出下降和过度借贷，将使一国经济陷入一个长期的衰退，并使固定汇率制度处在危险的境地。于是，金融危机就可能转化为货币危机。图5-1描述了金融自由化与货币、金融和经济危机之间的传导机制。

图5-1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

首先，大量资本流入会引起经济膨胀。大量资本流入直接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在没有采取相应的冲销政策与措施(如央行票据的发行、公开市场的回购操作，必须依托于发达的货币市场)，或者冲销不充分的情况下，这种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引起基础货币的扩张。于是，货币供给量的超常增加，造成宏观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其次，大量资本流入将加重国内经济的脆弱性。(1)大量资本流入，增强了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国内企业会大量借贷甚至过度借贷，从而加大了借款企业的违约风险和恶化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2)大量资本流入，会引起本币汇率升值，以及国内银行和企业的负债与资产的货币匹配不当。一旦汇率贬值，国内银行和企业就面临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3)大量资本流入，使商业银行产生流动性幻觉，并进行大量的短借长贷行为。如果短期资金借入无法持续甚至发生逆转，商业银行将陷入流动性不足的风险。所以，在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况下，国内金融体系的信用风险、汇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将不断积累，进而加重了国内经济的脆弱性。

最后，在国内经济膨胀、脆弱性上升的共同作用下，宏观经济的总体风险不断加大。在此过程中，如果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及其恶化，对国内经济基本面的信心不足，就会促使国外投资者减慢资本的流入速度甚至撤资。在“羊群效应”的影响下，大量资本外逃将引发国内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危机。

大量事实也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放开金融管制后，金融自由化引致的巨额资本流动，导致了重创经济增长的金融危机(见表5-2)。

表5-2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www.xing528.com)

上述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说明，在国内条件、监管不足的情形下推行金融自由化，大量资本流入会超过国内银行系统的吸收能力，进而导致不当的信贷决策，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尽管最新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金融自由化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助产婆”的作用。

2.金融危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上，一个普遍的观点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富人和穷人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穷人受到的伤害更大。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政策反应，通过多种渠道对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1)劳动需求的减少。作为危机的政策反应，紧缩的宏观政策将导致总需求减少，进而是劳动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类调整：一是劳动时间缩短、失业率上升的数量调整；二是劳动工资下降的价格调整。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的失业率由1997年4月的2.1%，增至1998年5月的5.3%；韩国则由1997年7月的2%，升至1999年4月的8%。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与工资水平大幅下降相伴的是，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部门就业。显然，上述调整对所有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不同素质和技能的劳动者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Agénor(2001)的劳动力贮藏(labor hoarding)理论，^[11]因为存在较高的周转成本，高素质与技能的劳动者将被正式部门贮藏起来；相反，那些低素质与技能的劳动者(通常是穷人)将被解雇，只有进入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部门工作。此外，面临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低素质与技能的穷人因为无法利用信贷市场的消费信贷以缓解家庭收入的减少，最终陷入绝对贫困状态。

(2)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危机期间，本币贬值、税收与补贴政策的变化、贸易自由化改革等政策反应会造成国内商品相对价格变化。首先，在本币贬值的作用下，相对于非贸易品，贸易品的价格将大幅上涨；所以，非贸易品的净供给部门将受损，贸易品的净供给部门将获益。其次，本币贬值、贸易自由化改革意味着出口的大幅扩张，进而使生产出口商品部门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增加，而低素质与技能的穷人却难以进入这些部门。最后，本币贬值也将提高进口粮食的价格，受其影响及国内粮食补贴的削减或取消，国内粮食的价格会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贫困家庭将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是粮食净消费者；相反，作为粮食的净供给者，乡村的农民家庭则可能由此获益。

(3)公共支出的削减。作为紧缩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支出的削减直接导致了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的下降，进一步对依赖公共支出增加福利的穷人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例如，1981—1986年，危机期间智利的人均公共支出下降了20%，穷人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占社会40%人口的穷人家庭，虽然收入累计只占社会总收入12%左右的份额，但是他们接受了20%以上的转移支付，和超过50%的卫生与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4)实物与金融资产价格变化。在危机期间，实物与金融资产价格变化产生的财富效应，也会影响一国的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因为穷人没有能力购买债券、股票和房地产，危机发生时债券、股票和房地产投资泡沫的破裂，只涉及国内富人、国外投资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但是，作为危机的另一伴随物——奔腾式的通货膨胀对穷人的打击却是非常猛烈的。原因在于，通货膨胀本质上是对货币资产的强制征税，而穷人无法跨越进入非货币金融资产市场的门槛，货币资产成为穷人财富持有的主要形式，难以进行金融资产的组合投资以规避通货膨胀风险。此外，因为名义工资没有紧跟物价指数快速调整，通货膨胀导致了实际工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富人而言，穷人的实际收入会出现更大幅度下降，因为他们除劳动工资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形式(如投资收益、闲置房屋出租收入等)的收入来源。

(5)社会环境的恶化。在危机期间，除了个人或家庭外，整个社会也会受到巨大冲击。危机引发的经济苦难(收入减少、贫困率上升、失业率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种族冲突、宗教和移民问题，严重破坏了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进而引起社会动荡或暴乱。1997年的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案例。与此同时，在公共卫生、环境治理和其他方面政府支出的减少，造成了公共卫生与健康条件的恶化。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霍乱流行，与危机期间政府在健康与公共卫生的支出减少密切相关。显然，在危机期间，社会环境的恶化使穷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Baldacci等(2002)选择1960—1998年发展中国家的65次金融危机作为研究样本。^[12]他们初步的统计分析表明，样本涉及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危机期间通货膨胀率为62%，人均GDP减少了1.6%，正式部门失业率以1.1%的速度递增，在教育与健康方面的政府支出也大幅减少。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虽然基尼系数只是微弱地上升了0.22%，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却以14.76%的速度递增。进一步，运用样本国家的跨年度数据，建立模型对金融危机与贫困、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OLS估计，他们的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人均GDP的下降、正式部门失业率的上升、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在教育与健康方面政府支出的下降，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60%～70%的贫困与不平等指数的变化。

通过对25个非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研究，Honohan(2005)发现，危机发生后有些国家的基尼系数有所上升，有些国家有所下降，总体趋势虽是上升，但极其微小(大约上升了0.02%，从统计的角度可以忽略)。^[13]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基尼系数的上升几乎都发生在拉美国家，下降一般发生在亚洲、非洲国家。此外，他们的研究发现，一国的腐败指数与基尼系数的向好正向联系；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银行危机期间，腐败受益者丧失了一部分特权与利益。

根据Ravallion和Chen(2009)的预测，按照1.25美元/天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国际金融危机将使2009年全球贫困人口增加5300万，2010年增加7300万；而按照2美元/天的国际贫困线标准，相应的贫困人口增加数分别为6400万、9100万。^[14]World Bank(2011)的研究发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亚美尼亚的经济增长和贫困状况都受到严重的负面冲击；2009—2010年亚美尼亚经济增长分别降低了8%、2%，同时也造成14.9万和3.1万人陷入贫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