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模型中金融抑制与收入分配不平等

在M-S模型中，McKinnon和Shaw认为，由信贷配给产生的信贷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也不利于收入分配。在M-S单部门模型的基础上，Galbis(1977)提出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较好地说明了金融抑制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在抑制的金融政策下，面临负的实际利率所致的资金供求失衡问题，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信贷配给，并由此构成了对中小企业、贫困家庭的融资障碍，扩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

(一)金融抑制与收入分配：M-S模型

1973年，McKinnon(1973)和Shaw(1973)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共同建立了人们熟悉的“M-S”金融发展模型。^[41]在M-S模型中，为了方便分析，作了如下两个假定：(1)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2)没有国外资金来源。于是，一国的投资总额总是等于国内的储蓄总额。

M-S模型可以由图2-1来直观表达。在图2-1中，纵轴表示实际利率ri，横轴表示储蓄S或投资I；F代表金融抑制，在这里主要指政府的实际利率管制，并使其低于均衡水平；S(gi)表示经济增长为gi时的国内储蓄，它是实际利率的增函数；I表示一国的投资，它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

图2-1　“M-S”金融发展模型

如图2-1所示，在金融抑制的作用下，如果实际利率上限为r0，由实际利率决定的国内储蓄额为S0，一国的投资额也只能为I0。但是，由投资曲线可知，当实际利率为r0时，意愿投资额(即贷款需求)为I4。于是，形成了I4-I0的资金供求缺口。面临着严重的资金供求失衡，有限的资金通过强制性信贷分配投放到那些被政府列入优先发展的产业，或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企业和个人。在抑制性金融政策的作用下，一方面低或负的真实利率造成了可贷资金流向低效率的项目，损害了金融系统重要的资金配置功能，使投资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因为可以在很低的利率条件下获取资源，那些得到信贷配给的行业、企业和个人将受益，进而不利于收入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抑制不仅损害了经济增长，也恶化了收入分配。所以，McKinnon和Shaw提出取消利率管制，使其回到均衡状态，以促进增长和改善分配。

如果实际利率上限升至r1(也就是金融抑制程度减轻了)，那些预期收益在r0与r1之间的项目就无法获得资金，资金流向预期收益高于r1的项目。于是，整个社会投资效率的提高，使经济增长由g0上升到g1，进而储蓄曲线由S(g0)右移至S(g1)。如图2-1所示，当实际利率为r1时，由实际利率决定的国内储蓄额增至S1，一国的投资额也增至I1，而意愿投资额减至I3，资金供求缺口减至I3-I1。所以，在金融抑制程度减轻后，一方面投资规模上升、投资效率提高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实际利率上升使那些获得信贷配给的行业、企业和个人受益减少，收入分配由此得到改善。

按照这一逻辑，如果进一步取消利率管制，使其回到均衡状态r2，那么整个社会投资效率进一步提高，使经济增长由g1上升到g2，进而储蓄曲线由S(g1)右移至S(g2)。如图2-1所示，当实际利率为r2时，由实际利率决定的国内储蓄额增至S2，一国的投资额也增至I2，而意愿投资额减至I2，　资金供求缺口不复存在。所以，在金融抑制取消后，一方面投资规模上升、投资效率提高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实际均衡利率使那些获得信贷配给的行业、企业和个人无法得到额外收益，收入分配由此得到进一步改善。

所以，在M-S模型中，McKinnon和Shaw认为，金融抑制不仅降低了储蓄的兴趣，减少了投资和盲目分配了金融资源，并由此损害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由信贷配给产生的信贷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也不利于收入分配。由此，他们主张取消利率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使实际利率回归均衡状态，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并改善社会收入分配。

(二)金融抑制与收入分配：Galbis模型

在M-S单部门模型的基础上，Galbis(1977)提出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较好地说明了金融抑制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42]在该模型中，他假定整个经济由两个部门组成：部门1是落后或低效率的部门，部门2是现代或技术先进的部门；并且，两个部门生产相同的产品，并以统一的价格出售。

1.两部门的储蓄与投资

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Y1＝F1(K1，L1)　(2-1)

Y2＝F2(K2，L2)　(2-2)

在(2-1)式、(2-2)式中，F1、F2包含不同的技术因素，比如不同的机械生产过程、规模经济、使用的人力资本。两个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分别为∂Y1/∂K1＝r1，∂Y2/∂K2＝r2。根据前面的假定，部门2比部门1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即：

r2＞r1　(2-3)

进一步，Galbis假定：(1)为了简化，商业银行存款是金融资产的唯一形式；(2)在融资限制下，部门1把一部分储蓄存入银行，但全然得不到银行贷款；部门2则将其全部储蓄都用于投资，并可按银行吸收的存款量取得一定的贷款。根据上述假定，Galbis分析了两个部门的储蓄与投资行为。

对于部门1，其储蓄与投资函数为：

S1＝Y1-C1＝Y1-c1Y 1＝s1Y1　　0＜(1-c1)＝s1＜1　(2-4)

I1＝H1(r1，d-p∗)Y1　　∂H1/∂r1＞0　　∂H1/∂(d-p∗)＜0　(2-5)

在(2-4)式、(2-5)式中，c1为消费倾向，d为商业银行存款名义利率，p∗＝P∗/P为通货膨胀率。(2-5)式表明，部门1的投资与资本回报率r1正相关，与实际存款利率负相关。也就是，如果资本回报率上升，实际存款利率下降，部门1的投资就会增加。

因为融资限制，部门1只能依靠自我融资进行；并且，以银行存款的形式保留一部分储蓄。也就是，Y1＞C1＋I1或I1＜S1。部门1的储蓄与投资之差额，　为其银行存款实际余额的增量d(M1/P)/dt，即：(www.xing528.com)

S1＝I1＋d(M1/P)/dt　(2-6)

与部门1不同，部门2的投资的资金来源有二：(1)部门2的全部储蓄；(2)部门1的银行存款实际余额的增量。也就是说，可供部门2投资的资金为本部门的全部储蓄与部门1的金融储蓄，即：

问题是，这些资金供给能否被部门2有效使用呢?Galbis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因为资本稀缺，现代或技术先进的部门资本回报率非常高，即使是最大规模的投资也不可能使它有大幅度地降低，除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使经济变得相当成熟时。在这种环境下，投资的需求不会缺乏，相反，可以预期投资的资金需求将远远超过资金供给。

进一步，他给出部门2的投资需求函数为：

在(2-8)式中，b为商业银行贷款名义利率，p∗为通货膨胀率。(2-8)式表明，部门2的投资需求与资本回报率r2正相关，与实际贷款利率负相关。也就是，如果资本回报率上升，实际贷款利率下降，部门2的投资需求就会增加。

2.金融抑制、增长与收入分配

在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下，运用图2-2，Galbis描述了金融抑制对一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影响。

如图2-2所示，为了简化，假设在存款实际利率为零时，部门1的金融储蓄也为零，；随着利率的上升，部门1的储蓄增加，投资减少，向右上方倾斜的；假定存款实际利率上升到(b-P∗/P)0，部门1将不会发生投资，变为垂直，；只有当贷款利率上升至(b-P∗/P)E时，，部门2的投资资金供求才处于均衡状态。

如果政治的、法律的和体制的因素，阻碍了存贷款实际利率达到它的均衡水平，那么利率管制将既制约着经济增长，也不利于一国的收入分配。如图2-2所示，不妨假设实际存贷款利率被限制在(b-P∗/P)A，部门2投资资金存在AB的供求缺口，此时金融抑制将损害一国的增长与分配。

其一，金融抑制制约着经济增长。因为存款的实际利率极低，部门1将资金投向回报率比较低的投资领域，金融储蓄将减少；受其影响，部门2的高回报的投资因资金供给不足被限制在IA的水平。与均衡状态相较，整个社会的经济损失为图2-2所示的阴影NAXE面积的收入，其中，部门2产生TEN的生产者剩余损失，部门2因低回报的投资产生TEXA的间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提高存款实际利率，部门1金融储蓄的增加将形成高回报投资对低回报投资的替代，进而可以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

图2-2　金融抑制与收入分配：Galbis模型

其二，金融抑制不利于一国的收入分配。由于实际存贷款利率被限制在极低水平，部门2投资资金存在AB的供求缺口，信贷配给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如图2-2所示，因为贷款实际利率IAA远远低于投资回报率IAN，获得信贷配给的企业将得到“意外利润”。如果政府放松贷款利率的管制，贷款利率上升至IAN，那么上述“意外利润”就全部转移到银行。在银行或获得信贷配给的部门2企业获得“意外利润”的同时，部门1企业和未获得信贷配给的部门2企业将受到直接或间接损失，于是，一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

(三)金融抑制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经验证据

在抑制的金融政策下，面临负的实际利率所致的资金供求失衡问题，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信贷配给，并由此构成了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障碍。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限制，造成了不同企业之间进入金融市场的不平等。

世界银行的一项关于企业融资状况的调查显示，在发展中国家，大约25%的企业抱怨受到了融资限制，在巴西这一比例高达到60%；并且若对企业进行大、小分组，后者受到的融资限制则平均高出前者8%，有些国家甚至高出10%～20%。进一步，Laeven(2003)的研究发现，企业的规模与财务杠杆之间呈凹性(concave)关系：小企业的财务杠杆最低，中型企业的财务杠杆最高，大企业居两者之间。这种关系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小企业只能使用自有资金，中型企业主要依赖银行借款和债务融资，大企业则通过发行股票和集团内部资金调拨来筹集资金。^[43]

进入金融市场的不平等，也体现在家庭所能进入和使用的金融服务上。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家庭获得的正式金融市场的信用是微不足道的。Gaskey等(2004)的调查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只有极少数的家庭能够进入现代金融服务系统。在墨西哥，不到25%的居民拥有金融机构的账户，在拉丁美洲，这一比例低于20%，在大多数非洲国家，这一比例就更低了。^[44]

对于中小企业和贫困家庭的融资限制或障碍，传统上人们给出经济、技术和制度方面的解释。首先，小额、频繁的存贷和保险业务，极短的经营期限，缺乏起码的资信条件和担保品，构成了中小企业和贫困家庭申请的金融服务的特征。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类服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通过高拒绝率加以回避是一种理性选择。其次，因为审批程序、监督检查成本的固定性，小额信贷的综合成本是相当高的，所以，金融服务提供者通常会放弃这块业务。最后，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制度的不完备或实施不力，尤其是薄弱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系统，加大了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及相应的处置时间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只有在服务对象上设置高门槛，将中小企业和贫困家庭排除。

从表面上看，传统的解释不失合理性。但是，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表明，传统的解释总体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它忽视了两个重要方面：首先，运用简单的改进和创新，金融机构可以跨越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障碍。例如，在广大农村铺设分支机构的成本是巨大的，但是利用遍及全国的邮政系统，可以低成本地将金融服务推向零散的村庄；以通信网络为载体的移动银行，也可以有效减少小额信贷的高交易成本；一些金融产品(如借记卡等)也可以降低门槛，向贫困家庭推广。在克服一些经济和技术障碍后，对中小企业和贫困家庭提供金融服务就变得有利可图了。一个有力的间接证据是，Clarke等(2000)对阿根廷的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的研究发现，传统认为倾向于大客户、专业化业务的外资银行，在为中小企业和家庭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比国内银行做得更好。^[45]

其次，很大程度上，不规范的市场制度环境是发展中国家故意而为，其意在这种环境更有利于通过对某些群体的融资限制来实现少数集团和内部人的利益。在发展中国家，国家银行几乎全部的资金低成本地配置到大型国有企业，受预算软约束(制度不规范一种表现)的影响，这些贷款大多数难以还本付息，背负高比例不良资产的国家银行只有依赖政府支持才能生存。此过程中，受惠的除了国家银行和国有企业外，还包括它们的职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能否得到融资及其规模的决定变量，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因素，具有某些政治联系的公司通常在债务融资和股票上市方面享有优先权或特权。Leuz和Gee(2003)的研究发现，在印度尼西亚，公司的透明度与其政治背景有一种显著的替代关系：与前总统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公司根本不用发行外部证券融资。并且，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这些绩效比较差的关系公司却获得了比较多的政府扶持。^[46]

所以，从本质上讲，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限制和不平等，是收入分配、经济关系不平等的结果，而经济、技术和制度充其量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或浅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