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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的改编原则与优化方案

时间:2023-07-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是探讨改编原则的首要问题。[33]也就是说,“红色经典”的改编目的是为满足当代人回望历史的心理需求。了解了受众的接受心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了人们不懈地改编“红色经典”的创作冲动,从而选择相对明智的改编原则。因此,忠实原著的精神就成为“红色经典剧”的第一个改编原则。[38]红色经典改编剧如何处理新旧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亦同此理。[4]张法:《“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解读》,《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红色经典的改编原则与优化方案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红色经典的改编成为电视剧创作的热点。对时隔半个世纪的“经典”进行改编,不仅是传承其承载的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态,而且还要用当下的价值判断、历史思维和审美追求重新审视和理解“红色经典”。“但是平心而论,红色经典改编成功者不多,更不用说超过原作,主要的问题是找不准时代感。经典改编必须面对两个时代,一个是经典产生的时代,另一个是改编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与观众的审美情趣是不一样的。完全照搬过去时,一是不可能,二是改编也没有意义了,但一味按照现在的道德观审美观来诠释经典,又会失去经典的味道,结果就是老观众觉得假,新观众不买账。”[32]

人们改编“红色经典”的原始冲动何在?是探讨改编原则的首要问题。

改编过去的经典,目的一般不外是想“表明当代人与自己历史的一种关系。有些时候,人们希望进行一种新的回望,重看和体会一种经历者被深深感动过,未经历者又能够为之感动,而无论是经历和未经历者都还没有真正把握住的东西。……既然回望,为什么不回到经典本身,而要通过改编历史的距离使改编比原著有了更多期望点。从思想上看,历史之间具有一种思想距离,一个时代要反映自己时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而在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回望中就可以看到”。[33]

也就是说,“红色经典”的改编目的是为满足当代人回望历史的心理需求。因此,改编剧能否满足受众的“期待视野”至关重要。受众对改编剧的接受与认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能否与自己记忆中的模式相吻合,且能和当下的现实有联系。改编剧所表达的故事、思想不仅要与他们的情感记忆相符合,还要与他们记忆里的情节、人物气质相对应,更重要的是,需要为受众提供当年他们所未能看清的某些历史真相。正是由于人们对原作的情感以及对原作中人物和情境的自我想象,使得受众对转换了表现形式的“改编”充满了强烈的期待心理和审视态度。了解了受众的接受心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了人们不懈地改编“红色经典”的创作冲动,从而选择相对明智的改编原则。

因此,忠实原著的精神就成为“红色经典剧”的第一个改编原则。

尊重原著是尊重原著的精神灵魂。这种尊重并不是要限制改编者再创作自由。因为“窃以为,文本意义上的‘忠实于原著’,是不可能存在的。……所谓‘忠实于原著’,准确地表述,应是改编者‘忠实于’自己对原著的理解——这是最本质、最重要的,是改编者对原著的灵魂、精神的理解。”[34]

“近几年来,由于原创佳作的严重短缺,名著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几乎成了许多从业人员的一条捷径,更有甚者,利用名著所形成的广泛的社会影响,急功近利,一些作品在根本没有读懂原著更谈不上理解的情况下,随意进行改编,严重违反了艺术创作规律,把电视连续剧的生产等同于普通商品的生产,不考虑原著的时代性、民族性及人物个性特征,胡乱地把一些浅薄的、应时的甚至是个人喜好的低级趣味的元素加进改编中,名曰改编,实则胡编。个别创作者的这种投机倾向,使许多耳熟能详的名著改编遭到原著作者及观众的极大反感。”[35]

也就是说,改编需要大胆的虚构、独特的发现和不拘一格的创新。如果一部红色经典改编剧经过对原著的“解构”或再创作后,成为一部既让人能看出其母体的艺术力量及精神渊源,又在精神层面有所提升,那么就是成功的红色改编剧。要做到这一点,改编者首先应当做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艺术家,不仅忠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气质和个性,也要忠实于电视连续剧独特的表现手段。因为“厚厚的数十万字的小说变成荧屏上几十个小时的视听语言,将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变成数十小时的电视剧,要忠实于原著又怎么个忠实法呢?所以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原著的说法,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36]

尊重原著的人物,以人写事议史,是红色经典剧的第二个改编原则。

“红色经典”原著大都采用二元对立的敌我模式,一般存在情节简单、程式化严重的倾向。特别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红色经典”处理方法较为单一,非此即彼、非善即恶。而英雄人物往往是“不食人间烟火”、无所不能的“高大全红光亮”人物。这些人物塑造方法一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另一方面也为当代电视剧改编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

如何在经典原作和改编作品之间扬长避短,让“红色经典”的人物形象既能拂去岁月的尘埃,又能绽放出跨越时空的艺术新生。张法先生的意见十分中肯:“改编的方向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坚持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第二在人物上增加丰富性、故事上增加复杂性、斗争上增加多样性。一句话,把一种红色时代的趣味与当下的时尚趣味接轨,把一种红色时期的简单性与当下的复杂性接轨,把一种红色时代的定性认识与当下的动态认识接轨。”

也就是说,“通过‘红色经典’进入历史与通过直接的现代重写如领袖剧、战役剧、革命剧进入历史,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正如能否很好地重写历史对中国现代性继续前行是非常重要的一样,能否较好地重写‘红色经典’已成为考验当代艺术家和当代人的趣味的一个标准。”[37]

总之,“红色经典”改编遇到最重要问题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同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问题,当下的每一个诗人/每一首诗,都与先前的诗人诗歌相关,一个诗人写作,首先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前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标新创新。[38]红色经典改编剧如何处理新旧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亦同此理。

【注释】

[1]仲呈祥、陈友军:《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 页。

[2]张东:《沙场点“兵”——新世纪军事影视现象检索》,《当代电影》2007年第4期。

[3]何延锋:《解析红色经典》,《中国电视》2005年第3期。

[4]张法:《“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解读》,《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5]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 页。

[6]仲呈祥、陈友军:《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 页。

[7]《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8]曾庆瑞:《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学术品格和文化立场——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曾庆瑞教授》,《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第3 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 页。

[9]红色经典改编剧大规模出现在2000年,始作俑者为万科影视公司,其推出中国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炮而红,引发众多影视公司蜂拥跟进。

[10]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 页。

[11]於曼:《红色经典改编的“世俗化”与“人性化”问题》,《中国电视》2010年第1期。

[12]刘彬彬:《慎越“雷池”“深挖”富矿——从〈51 号兵站〉 看“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新策略》,《中国电视》2007年第8期。“其中,红色经典的改编和重拍成为焦点。据广电总局统计,从2002年至今,两年间有近40 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参见路春艳:《2004年电视剧产业发展述评》,《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另参考:“在改编剧、翻拍剧中,光是这三年多(指2002—2005年——引者),在国家广电总局先后获准立项的剧目就有:《烈火金刚》《红旗谱》《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迎春花》《红嫂》《苦菜花》《双枪李向阳》《少年英雄王小二》《沙家浜》《小兵张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51 号兵站》《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地道战》《敌后武工队》《阿庆嫂》《红灯记》《嘎子》《永不消逝的电波》《战斗的青春》《吕梁英雄传》等。”曾庆瑞:《抗战题材电视剧的荧屏景观》,《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第3 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 页。

[13]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 页。(www.xing528.com)

[14]《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是中国唱片社华东分社1991年年底,为纪念毛泽东98 周年诞辰而制作的盒式磁带,其引发的轰动效应为制作者们所始料未及。“此后,几十家出版社陆续发行了《东方红》《红太阳经典》《毛泽东颂歌70 首大联唱》《儿童红太阳》等,中国唱片公司也推出了带有导向性的《中华大家唱卡拉OK 曲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启明演出公司“对《白毛女》在上海、武汉的演出以及《长征组歌》在广州的演出情况,作了周密的调查,精心策划和细心核算,才决心在北京推出的。”详情参见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61 页。

[15]李洋:《让战时英雄走上盛世荧屏——一批电视剧新作为建军80 周年献礼》,《中国艺术报》2007年8月3日第29 版。

[16]现在公认较早的红色改编剧是制片人郑凯南在2000年制作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该剧获得当年电视金鹰奖特别奖。文艺界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其不仅点燃了“理想主义之光”,而且也取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商业上的成功。但郑凯南2004年制作的《林海雪原》却成为红色改编剧中众口一词的“失败之作”。

[17]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 页。

[18]路春艳:《2004年电视剧产业发展述评》,《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

[19]恩格斯:《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 页。

[20]转引自侯洪、张斌:《“红色经典”:界说、改编及传播》,《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

[21]张法:《“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解读》,《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22]曾庆瑞:《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学术品格和文化立场——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曾庆瑞教授》,《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第3 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 页。

[23]李治安:《当前军旅题材的四大类别》,《当代电视》2006年第6期。

[2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 页。

[25]新华网2004年3月2日《〈林海雪原〉 4日亮相BTV,导演李文歧最忐忑不安》。

[26]引自白迪伟:《新版〈红色娘子军〉 不避讳谈感情》,《北京晚报》2004年3月18日。

[27]路春艳:《2004年电视剧产业发展述评》,《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另外,2004年4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颁布《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些观众认为,有的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群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有的电视剧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过程中,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言情戏;在人物造型上增加浪漫情调,在英雄人物身上挖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参见:文隽:《“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南方都市报》2004年4月23日。

[28]李洋:《让战时英雄走上盛世荧屏——一批电视剧新作为建军80 周年献礼》,《中国艺术报》2007年8月3日第029 版。

[29]曾庆瑞:《让我们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电视剧的精神家园》,《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第3 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 页。

[30]何群:《导演感想·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打印稿本》,转引自曾庆瑞:《让我们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电视剧的精神家园》,《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第3 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 页。

[31]关于“红色经典”的改编之道,仲呈祥先生有精辟论述,他着重谈了四点:一、改编之道:单向思维是改编的误区;改编者应当忠实于电视剧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红色经典”改编的新思维;洞察历史,发挥优势,高于原著。参见仲呈祥、陈友军:《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220 页。

[32]张东:《沙场点“兵”——新世纪军事影视现象检索》,《当代电影》2007年第4期。

[33]张法:《“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解读》,《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34]仲呈祥:《艺苑问道——仲呈祥自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 页。

[35]张子扬:《电视剧〈吕梁英雄传〉 启示录》,《中国电视》2006年第1期。

[36]仲呈祥、陈友军:《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 页。

[37]张法:《“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解读》,《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38]参见[美]哈罗德·布鲁姆,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译者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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