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之所以在当年激动、震撼、感召过千千万万青年的心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塑造过许许多多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这些红色经典都曾经被人们深深地烙在心底，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在观众心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正是因为有这些先入为主的因素，所以目前改编自‘红色经典’的电视剧基本上没有一部能够彻底使广大观众满意。”因此，“以后的‘红色经典’改编中，一定不能背离曾是很多观众心底的记忆的人物、事件和情节，不能凭空杜撰，否则肯定会引起反感，不符合大众审美取向。”[2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写作的潜在动机是宣传目的。以某位英雄的光辉形象弘扬革命理想人格与革命豪迈激情，其人物形象一般是“红光亮、高大全”，并辅之以仰视叙事视角及慷慨激昂的布道式语言。
因大部分红色经典的叙述者是所述事件的亲历者，其“写作不仅是作者个体经验的表达，还是对于‘革命’的‘经典化’进程的参与。”但太过主观的话语，使得事件亲历者的“这种讲述，将会在真实性上受到严格的指摘。”[24]当然，这种质疑在红色经典产生的年代是不会出现的，事实上也很少人能够和敢于公开表达此种看法。但90年代后的社会氛围已大不相同，红色经典那种无私无畏、崇高神圣、战无不胜且具有远古神话般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乃至表述风格，在各种现代、后现代理论的分析、解构下，很容易显露出诸多的叙事缝隙与缺憾。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制作者们如获至宝，在表面是迎合现代观众、其实是为获取最大收视率的制作目的下，他们发起了一场场将英雄们请下“圣坛”的改编行动。
如果说当年有意拔高英雄人物是形象塑造屈从于叙事目的“削足适履”，那么红色经典改编剧刻意“矮化”英雄人物就是新形势下的“买椟还珠”。突出表现是以人性化为借口，为英雄设计情感纠结线索或情爱事件。
此种现象并非个案，如电视剧《苦菜花》对原著的情感戏做了大量改编和扩充。如娟子与区委书记姜永泉的关系，她一度发现赵星梅与姜永泉感情亲密，在自动放弃“非分”之想后转而对宫少尼渐渐产生信任和好感，直到发现宫少尼的日特嫌疑。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对冯大娘这个人物的改动，为了与三少爷王柬之拉上关系，少女时代的冯大妈居然被安排成王家大院的一名使唤丫头，如此一来，“少女”冯大妈不仅帮助过王柬芝逃婚，而且还与王柬芝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等到日特身份的王柬之潜回故土，真情未泯的三少爷就顺理成章地与“中年”冯大妈剪不断理还乱。相比如此“狗血”情节，吴琼花与洪常青大谈感情（《红色娘子军》）就显得纯洁浪漫得太多了！
红色经典改编剧中知名度较高的《林海雪原》备受关注。尽管曲波曾说过：“我的小说是1957年写的，已经是上一个世纪了，今天改编电视剧，要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用现代人的视角和审美观念出发进行再创作，不必拘泥于原小说的内容。”[25]但《林海雪原》导演李文岐还是走得过远，除“最大化地去掉了脸谱化和概念化，增加了生活化。我希望观众对英雄从仰视恢复到平视，对土匪从俯视回到平视”。为了使英雄“平凡化”，导演设计了杨子荣唱酸曲、给人下巴豆等细节，还通过孙达得之口说杨子荣每天晚上“不是打嗝放屁，就是说梦话”。除有意“矮化”杨子荣形象外，还为他凭空编造了一个少年时代的情人槐花，如此一来，杨子荣就与土匪“老北风”成了情敌，且杨子荣与槐花的儿子还成了座山雕的养子，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杨子荣、少剑波、白茹之间居然大谈三角恋情。如此乌烟瘴气的故事情节编排和人物关系处理，完全有悖于受众的接受心理，如果要说21世纪最失败的红色改编剧，除《林海雪原》外，实在是无出其右者。(www.xing528.com)
与《林海雪原》等改编剧将英雄“凡人化”的同时，传统意义上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们也有了“人性萌动的机会”。《红色娘子军》的导演认为：“必须首先给南霸天摘掉脸谱，再给他设计一些人的正常行为，比如，南霸天对母亲和长辈的尊敬，南霸天对下属的态度和南霸天的智慧等。该人物代表着恶势力，代表着剥削阶级，可这些都应该由人来具体体现。南霸天内心是魔、行为是鬼，可他首先还是个人，是人就会有人该有的特征：吃喝玩乐、喜怒恩怨、七情六欲……如果真能做出这些，这个人物也就立住了。”[26]南霸天“恭谨孝敬、宽厚仁和”的形象自此是否“立住了”我不知道，反正“座山雕”是更加“人性化”了，他不仅对杨子荣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养子“舐犊情深”，而且手持线装书、耳听收音机，显得通达儒雅、彬彬有礼。
因此，“广电总局认为这些片子‘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影响了原著的完整’，立即发出通知对红色经典改编中不严肃的戏说进行控制，而观众中也是声讨声一片。政策与市场的统一使制作方不得不慎重对待。‘红色经典’是在特定时代里出现的文艺作品，时代的局限恰恰成就了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而这种价值更多地彰显在集体记忆中。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改编者试图挖掘出红色经典被掩盖住的商业价值，于是记忆中的集体英雄主义被个人英雄主义取代，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也展现出七情六欲。但如何用时尚话语展现而不是扭曲革命记忆，是改编者们必须解决的难题。”[27]因为如此“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暧昧态度，不仅消弭了红色经典紧张的人物对立和阶级对立关系，更重要的，这种处理方式等于抽空了红色经典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强烈的道德批判精神。
尽管红色改编剧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管怎样，我认为红色经典的创作应当鼓励，如同莎士比亚经典不断被人翻拍一样，我们的红色经典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她和我们的红色精神起源息息相关。”[28]当然，也有相当的红色改编剧的创作者们对原作保持了尊重和敬畏。在众多的改编剧中，电视剧《吕梁山英雄传》表现出色。“就创作而言，主要是这部电视剧的创作者在改编或者说重新演绎‘红色经典’的时候，怀有一种‘敬畏经典’的思想和精神，严肃地对待人们称之为‘红色经典’的革命文艺现象和作品。”[29]
总导演何群在《导演感想》里说：“我对马烽这一代作家非常尊重……我不敢放过小说中每一段精彩细节，并把它融入拍摄过程中。既然我们选择了红色经典，就要汲取原作中的精华，不要自以为是。我始终认为，原创作者经历过那个烽火年代，他们的感受是最真切的。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我们要求各个部门做到真实……绝不哗众取宠，这是我们的创作原则。”[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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