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失的浪漫史诗品质

应该讲，“红色经典”塑造、影响了1949年后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所蕴含的理想主义激情、英雄主义精神，构成其最核心的精神要素之一——神采飞扬的浪漫史诗气质，进而成为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的精神支柱。正如著名作家余华所说：“从《东方红》到革命现代京剧，我熟悉那些旋律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能够看到里面的灰尘和阳光照耀着的情景”。^[20]

张法对此概括得最为精到：“‘红色经典’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代表着共和国前期的一种文艺模式，一个时代的心灵和主调，一种历史此在性的原汁。‘红色经典’作为共和国前期的一种文艺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包含了一种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革命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有一个真诚时期，而当从真诚的革命转到具体的建设，从一个浪漫时代转向一个现实功利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会或快或慢地消逝。虽然每一种浪漫主义里面都包含着乌托邦性质，但至少对‘红色经典’而言，一种理想的真诚性和青春性还是很明显的。”^[21]

但可惜的是，21世纪后，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许多红色经典改编剧，在削平思想深度、俗化英雄人物、追求情节娱乐化、解构原作宏大叙事之后，自然丢失了红色经典最核心的要素之一——浪漫史诗气质，而正是这种浪漫史诗气质才将保证了红色经典传奇性的高格调。当部分改编剧想象枯竭、将原作的浪漫史诗气质有意无意地消解后，所谓红色经典改编剧就唯留传奇性的“一地鸡毛”了。

如改编剧《林海雪原》杨子荣/座山雕人物性格把握的失衡、《沙家浜》无节制的江南水乡风情展示、《红色娘子军》吴琼花/洪常青儿女情长的过度渲染等，都无意或有意忘记了红色经典塑造人物、编织情节、展示风俗都服从于一种“斗争哲学”的需要，或者说，红色经典一切的人物、情节、事件安排需要服从于一定的革命活动或阶级斗争，无论日常生活事件、人物感情流露或者是传奇情节设置，总要显示出鲜明的政治意味，并力图揭示历史前进的方向。尽管这种“展示”与“揭示”显得有些乌托邦色彩，但那种对理想不懈追求与真诚向往的“青春”和“朝气”却是弥足珍贵的。(www.xing528.com)

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的感情纠葛、对英雄人物刻意挖掘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注重所谓人性的深刻复杂性。“这种刻意的编织，稀释了原著精神，除了与收视率共生的‘钱’的诱惑，以及在‘娱乐性’的名义下去媚俗，我认为，最实质的问题就是对经典著作实施了后现代式的解构，首先对人物进行了颠覆和否定，非英雄化；进而对原著的审美价值进行解构，消解崇高和壮美；直到消解原著的艺术性。”^[22]

如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保尔爱情的处理。保尔放弃冬妮娅的决绝，不仅是他革命意志坚强的表现，更是他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无产阶级壮丽事业的浪漫理想追求，这是一种不掺杂任何卑微个人欲望、令人敬仰的具有史诗意味的追求，现代社会的人们虽不能至，但应心向往之。反观红色改编剧《林海雪原》，却要无中生有地去表现杨子荣缠绵的情感世界。改编者或许没有意识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但凡涉及情感描写，都是服从于一种革命的伦理关系，也正是这种牺牲小我、献身大众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当年熟读红色经典的人们。也就是说，爱情/友情甚至亲情与革命理想的关系、浪漫史诗追求与传奇故事的关系，在“红色经典”深层叙述中的位置是不容改变的，如果颠倒，红色经典就会产生内在逻辑的倒错，最令人遗憾的结果，就是导致其成为一种穿着“红色外衣”、毫无精神追求的一般“传奇故事”。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看，“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改编更应成为当下特定时代的精神产品。因为“红色经典”中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高尚理想的坚持、对纯洁信念的执着，更有对崇高英雄主义的歌颂、对浪漫史诗意义的追求和对业已消失殆尽的公而忘私精神的认可，这些红色经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下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中具有特别的烛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