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文艺史称之为“新时期”,现在看来,这段历史应该被称作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恰当,因约定成俗的原因,本书中仍以新时期呼之。
在飞跃发展的电子技术支持下,以1978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三家亲》为标志,中国电视剧制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78~1982),“此时,电视屏幕上播出的电视剧,主要是依据电影的方式拍摄的‘电视单本剧’,当时还未出现其他样式,诸如电视连续剧,电视系列剧等。故而这一时期应称之为‘电视单本剧’时期。”[13]所谓电视单本剧,“主要是指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并且一次将戏演完的电视剧艺术样式。……电视单本剧不一定就是一集,根据目前的规定:三集(上、中、下)以下均为电视单本剧,三级以上方为电视连续剧。”[14]在单本剧阶段,中国电视剧制作还处于一个较为幼稚的阶段,无论是制作水平还是艺术性,都处在拓荒性阶段。“从电视剧的功能角色来看,此时的中国电视剧,仍习惯性地充当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共建者,在主题表达上简单直接,且自觉配合主流话语需要。”[15]就现有资料、单从选材角度看,新时期最早涉及“军事”的电视剧应该是上海电视台1979年摄制的《祖国的儿子》(1979,上海电视台),这是一部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争的单本剧,此后若干年,军事题材电视剧一直在探索中逐步成长,最终成为中国电视剧制作的重要一翼。
军事题材电视剧的发展与中国电视剧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电视机和电视剧的数量呈几何数量增长。[16]军事题材电视剧的分期与中国电视剧史主要以社会时代、政治氛围等外部因素为依据不同,主要以电视剧本体发展规律为依托。这是尊重电视剧发展规律的表现,也与时代、文化、经济发展的氛围有关,这也是尊重文艺创作规律的表现。
几乎与电视单本剧发展同步,在引进的国外长篇电视剧影响下,中国长篇电视剧——即电视连续剧也开始蹒跚学步,尽管1982年以后,中国的连续剧才蔚为大观,但正是一部军事题材剧《敌营十八年》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电视剧进入长篇连续剧时代。[17]而电视单本剧则在1990年前后衰落,以致1989~1990 连续两年“飞天奖”单本剧一等奖空缺。
“1981年2月5日春节播出《敌营十八年》之前,我国的电视剧,一直是单本剧和短剧。《敌营十八年》是第一部电视连续剧。”[18]但这部“歌颂共产党人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风亮节”的军事电视剧却因“胡编乱造、质量低劣”的“美男计”“床上戏”等情节因素饱受批评,一时间在观众投诉、专家批评、领导反感中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然而,在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史上,这是一部‘吃螃蟹’的尝试,是个新生的事物。……作为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在比较高的收视率中,《敌营十八年》让广大观众看到了一种新的电视剧艺术的样式,也为中国电视连续剧的起步和发展探索了一条道路。”[19]
当年报纸杂志对《敌》剧有很多批评,尽管是“根红苗正”的军事电视剧,1981年“飞天奖”前身——“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对其并未“青眼相加”,[20]诸多奖项《敌》剧颗粒无收。随后的20 多年,各种版本的电视剧史均从史学意义肯定《敌》在长篇电视剧发展史上的地位,却对其审美价值普遍表现出不敢恭维的态度。其实,《敌营十八年》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在中国电视剧历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作品。《敌营十八年》不仅拉开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大幕,而且还为电视剧的创作注入了许多新鲜的元素。《敌营十八年》更加突出了情节性、戏剧性和惊险性,每一集都留下一个悬念的设置的情节安排,更是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评书之妙。更重要的是,编导主创人员第一次考虑到了《敌营十八年》的商业性元素,这是站在传统立场上的批评者所无法理解的。”[21]
从1982年到80年代末,随着电视连续剧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正朔”,军事题材电视剧也一直不绝如缕:《背琴人》(1981,单本剧,原武汉军区胜利话剧团拍摄)、《我是海燕》(1982,单本剧,八一厂)、《高山下的花环》(1983,山东电视台)、《紧急起飞》(1983,单本剧,空政话剧团)、《强行起飞》(1984,单本剧,空政话剧团)、《夜幕下的哈尔滨》(1984,13集,青岛电视台等)、《上党战役》(1985,7集,山西电视台)、《少帅传奇》(1984,5集,吉林电视台)、《凯旋在子夜》(1986,北京电视台电视艺术中心11集,飞天奖二等奖)、《中原突围》(1986,电视台)、《乌龙山剿匪记》(湖南电视台,飞天奖三等奖)、《秋白之死》(1987,江苏电视台,单本剧飞天奖一等奖)、《汉家女》(1988,济南军区前卫艺术中心,单本剧,飞天奖三等奖)、[22]《李大钊》(1989,北京电视台等,飞天奖三等奖)《攻克太原》(1989,太原电视台,飞天长篇提名荣誉奖)、《忻口战役》(1989,6集,忻州电视台,中篇飞天奖三等奖)。“80年代中期,军队和地方合作拍摄的电视剧还有《欧阳海》《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23]。“1987年6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 周年前夕,总政原文化部在京举办全军电视剧汇映和评奖,从前几年军队各文艺单位创作拍摄的电视剧中,评选出《闪光的年华》《远离发射场的地方》等9 部优秀作品。这是军旅题材电视剧的第一次评奖,以后每年一届。从1995年的第七届开始,正式命名为‘金星奖’。”[24]它有力地促进了军队电视剧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有《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乌龙山剿匪记》《秋白之死》等剧目。(www.xing528.com)
《高山下的花环》(1983)[25]是第一部引起强烈反响的军事题材电视剧。借助军旅作家李存葆同名小说的巨大影响力,电视剧以直观的视听语言成功表达了原著充溢的爱国主义激情,引起当时观众强烈的共鸣。《高》剧以高昂的格调、悲壮的气氛,特别是栩栩如生、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如性如烈火的雷军长、才华横溢的“小北京”、牢骚满腹的靳开来、质朴厚重的梁三喜、浴火重生的赵蒙生等,开创了军事题材电视剧刻画性格鲜明人物的先河。更为重要的,《高山下的花环》“通过一场局部战争恰如其分而艺术地再现了社会和军队、军人和军属、工农干部和干部子弟、不正之风和浩然正气、恩爱和怨恨、经济的贫穷和精神的富有、生与死、勇敢与懦弱、耻辱与光荣、坦诚和猥琐等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尖锐的矛盾”。[26]在社会风气与人性探索深度方面表现出令人敬佩的现实主义精神。
同样是对越战争题材,1985年的《凯旋在子夜》另辟蹊径,将叙述重点从战斗故事转移到描写军人情感和生活。[27]该剧“以独特的历史眼光,审视并历史地概括了从6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到80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长达20年之久的、整整一代青年的历史”,为此后军事电视剧剧选择题材的角度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做出了有益探索。[28]
《乌龙山剿匪记》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在贵州十万大山剿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电视。[29]看惯《林海雪原》小说和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中国电视观众对该剧表现出极大兴趣,除因剿匪题材引起关注的原因外,《乌》剧成功继承了《林》《智》在反面人物性格刻画上的传统,如同“坐山雕、徐大马棒、蝴蝶迷”等东北马贼带给往昔观众的深刻印象,《乌》剧中匪首田大榜、钻山豹,国民党女特务四丫头等人也给20世纪80年代的观众带来了由丑至美的观赏感受,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
《秋白之死》(1987)是一部风格凝重、情绪悲怆的人物传记剧,[30]展现了瞿秋白作为革命领袖和文人学者对生死的见解。该剧在电视剧史上评价甚高:“在刻画革命领袖人物上有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由于编导站在历史的高度,敢于把有争议的《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形象刻画的内在依据,塑造了一个革命者的坦荡胸怀,突破了一般写历史人物的写事、不写人的框架。”[31]该剧最突出之处在于镜头语言的运用上追求一种诗意美,如秋白临刑前,在用俄文哼唱的《国际歌》背景中展示出瞿秋白的苏联留学生活;一句“此地甚好”的从容语态表现了秋白面对死亡的从容淡定心态,当枪声响过,纷纷扬扬的落叶诗意地表现了一代领袖的陨落。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军事电视剧在审美表现方面力图有所探索,如《夜幕下的哈尔滨》《赵尚志》等在拍摄形式上向中国传统的艺术学习,在故事叙事中贯穿了一个类似解说人的画外音。“评书人”的形式尽管稍稍显得别扭,但这种富有亲和力的民族艺术还是为电视剧艺术形式的探索做出了努力。
与其他题材电视剧发展同步,80年代的军事题材电视剧总体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特别是这十年的末期,作品数量大幅上升,但质量却差强人意,引起特别关注的并不是很多。有评论家不客气地评价到:“革命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还是那些老掉牙的故事,还是那些人们熟悉的老面孔,还是那些甚至连孩子都编得出来的情节,没有新的角度,没有新的开掘,只是一味地重复过去,令观众乏味。”[32]其实,在80年代中期,如何提高电视剧的感召力与艺术水平已引起业界的注意。1987年被电视理论界称为“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受到空前重视的一年”,理论界和管理高层分别在山西和南京举办了两个全国性的电视剧理论研讨会。[33]借此东风,也是在这一年,中宣部和广播影视部以审查、规划、制作和统一协调为目标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这对其后军事题材电视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场话语范式与价值观念的急剧变革迅速席卷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经济思维逻辑、消费主义文化理念把持了中国文化生态场域的主流话语权;而在上个十年中曾经傲立潮头的精英文化却迅速滑至边缘。”[34]但军事题材电视剧仍旧在20世纪90年代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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