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军旅题材在电视剧中的表现与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军事题材电视剧艺术实践的急剧发展，军事电视剧批评也迅速繁荣，各种学术专业刊物、大专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文章可谓不计其数。但鲜有如朱向前教授评论军事文学一样，高屋建瓴、细致入微地辨析、澄清进而规范军事题材电视剧的历史、概念及其分类。这是否反映出当下军事电视剧批评理论敏感度不高、概念意识不强、缺乏探讨精神的软肋？我的感觉，军事题材电视剧“命名”受“军旅文学”之说影响甚深的观点，尽管很难有直接资料证明此说，但有两点事实基本可以推断两者之间存在的承继关系：军事/军旅文学研究在前，军事电视剧艺术批评实践在后；概念初定的早期，大部分从事军事电视剧批评的学者很少不与文学批评相关联。下文的论述还会列举一些材料说明这个推断。

就我所接触的研究材料，军事题材电视剧评论有以下诸种比较明显的特征：

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证自明的语境下，涉及军队军人的电视剧使用“军旅题材”称谓的评论文章居大多数，且似乎愈来愈“理直气壮”。尽管如此，“军事题材”之说在评论文章中仍是不绝如缕。“1987年起，军委批准全军各大单位成立电视剧艺术中心，则从体制上将军事题材电视剧创作推向一个军人为创作主体的新的高潮。”^[14]“军队电视剧制作单位摄制的电视剧主要以军事题材为主，其中，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15]“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说，凡是以战争、军队和军人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电影和电视剧均可纳入军事题材影视剧的范围。”^[16]再如著名军事影视策划人、评论人李洋，其系列评论基本使用“军事题材”一说，回顾2007年电视剧创作的一篇文章，名称冠以“军事题材”，行文中虽亦有“军旅”一词，但都小心地限制在涉及当代和平时期军队生活的电视剧。^[17]

第二，有相当多的评论文章对军事/军旅概念没有区别意识，有些评论家在不同文章，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可以毫无黏滞地自由切换、混用这两个概念。如边国立《军旅题材电视剧审美形态描述——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而作》，题目冠以“军旅剧”，但行文凡论及战争题材影视，“自动”冠以“军事题材”，全文交错使用军事/军旅概念且无任何界定性说明。就连韩骏伟辨析“军事/军旅”称谓的专门文章《军旅影视剧的现状与思考》，行文过程也时常“混用”军事/军旅的名称。

第三，仔细考察这些混用概念的文章，就会发现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即反映和平时期军队生活的电视剧，一般被称为“军旅剧”，而在涉及战争内容时，评论者大多会不由自主地称呼其为“军事题材剧”。

当然，在不计其数的评论中，还有若干文章意识到概念混用的问题。迄今为止，仔细辨析两者关系的，韩骏伟和杨旦修的文章值得重视。杨文的贡献主要在题材分类上，他也将“军旅”作为种概念，但其下又设“当代军旅题材”，似乎有种属不清之嫌疑。

韩骏伟主要为“军旅”替代“军事”正名，并将“军旅”作为种概念置于“军事”之上，这与朱向前分析军事文学的观点一致，却缺少朱文深纳文理的论证。其2003年《军旅影视艺术的现状与思考》，是21世纪初少有的辨析军事/军旅题材电视剧“称谓”的文章。他认为，“文革”前十七年“这个期间军事题材的电影作品，主要以惊心动魄的战争和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为反映对象，表达着讴歌战争英雄、反对侵略战争的主题，称作战争片或战斗片。”改革开放后“战争仿佛一下子离我们而去。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重心开始向外转，主要反映和平时期改革开放大潮下五彩缤纷的军营生活……于是，出现了‘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称谓。‘军事题材影视剧’虽然比‘战争片’的指称范围大得多，但还是指战争与非战争状态下的军事行动和军营生活，具有极强的军事性。”而“当前军事题材的影视剧，开掘更深，重心开始向内转，即关注军人的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不仅关注军营里军人的行动和生活，而且聚焦军营之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对军人家庭、情感、事业的冲击和影响；不仅歌颂现役军人的火热青春，而且还把镜头伸向他们入伍前或退伍（转业）后的人生之旅。”因此，他得出与朱向前相同的结论：“笔者以为，用‘军旅影视’来指称与军事题材相关的电影电视剧，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更加贴切一些。……‘军旅影视’不仅可以涵盖‘战争片’‘军事片’，而且可以指称当前这种更加艺术化、审美化、情感化、人性化的军事题材影视剧。”^[18]

从以上引文不难看出，与朱向前一样，韩骏伟也是通过回顾历史，用相当篇幅、通过追溯既往，力图证明“战争影视剧—军事影视剧—军旅影视剧”名称的替换是一个逐步递进的线性过程，其逻辑过程和朱向前论证的“战争文学—军事文学—军旅文学”基本一致。只不过朱向前观察的对象是文学创作，而韩文的对象是影视剧。其次，韩文认为“军旅”应取代“军事”的重要理由有两条：其一，军事题材影视剧重心开始内转，关注军人的内心思想情感世界；其二，这类影视剧更多的是透过军营，将视线投向军营以外的广阔社会生活。这两条的中心意思即是，随着战争的远去、随着电视剧远离战争注重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趋势，军事题材电视剧应该更名为“军旅题材电视剧”。

尽管韩骏伟的文章有一定说服力，但可惜的是，纵观他的文章，为证明论点所列举的电视剧遗漏了21世纪后电视剧艺术实践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被主导文化称之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剧作。尽管韩文发表于2003年，“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尚未形成规模、“传奇剧”“红色经典”还未形成气候，但《长征》《延安颂》《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出现，使“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之谱系呼之欲出。尽管当时占据荧屏的《突出重围》《DA 师》《导弹旅长》等反映军人和平时期军事演练、军营生活的电视剧占据着荧屏主要位置，但作为一篇辨析“军事/军旅”之概念，并试图以“军旅”统摄此领域电视剧创作现象的文章，遗漏如此重要的一个类型，似乎还是有立论偏颇之嫌。

从以上的引证可以看出，朱向前、韩骏伟等专家根据创作实践总结出的“军旅题材”之称谓，其概括范围主要指，作品与军队相关，但反映的内容却与军事、特别是革命战争（革命历史题材）无关的领域，更确切地说，朱向前韩骏伟概括的“军旅题材作品”，是以当代军人的军事训练、作战演习、科研攻关、医疗抢险等各种日常勤务为主要内容，表现重点是军人的情感以及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现状。也就是说，他们借以形成理论概括的创作实践没有，也无法涵盖那些真正表现战争的（主要指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艺术实践。^[19]

另外几位评论家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情况，但有趣的是，他们尽管考察的现象相同，但得出的观点迥然相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军事题材电视剧“命名”问题有着相当的复杂性。

首先是南京师范大学的白小易，针对军事电视剧研究领域日渐兴盛的“军旅”之说，他认为“军事题材这一概念更多包含有军事斗争的含义……由于战争的缺失，军事题材创作的重心开始了两个转向：即向内转向了关注军人的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和向外转向了军营以外的广阔的生活，即在整个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来塑造军人。因此，人们将这种经过如此转换的军事题材称为军旅题材，以区别以往的那些以战争为表现对象的军事题材的文本。”但“目前文本创作上出现的新情况——例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将军人生活的表现范围从当代又回溯到战争年代，且又开始表现主人公的战斗经历；《亮剑》这类文本并不完全依据历史事实——使得‘军旅题材’这一称谓基本失去了对此类文本的指称意义，所以应该恢复‘军事题材’这一称谓。”白小易随后点出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评论家要将“军事”匆忙改为“军旅”的实质原因：“军旅题材这一称谓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尽管文本是表现与军队相关内容的，但它却与军事战争无关，更确切地说，它是以表现当代军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20](www.xing528.com)

也就是说，鉴于表现战争的“虚构”“真实”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大量“重返江湖”，和平、演习、日常生活色彩浓厚的“军旅题材”之称谓就很难再有“一统江湖”的能力，这是“军旅电视剧”涵盖范围狭隘的“死穴”所在，也是白小易提议恢复“军事剧”称谓的立论所在。

另外，聂珏石、杨旦修两位学者，他们2010年发表了一篇全面论述军事题材电视剧概念、分类及创作沿革的文章。借助21世纪以来丰富的电视剧艺术实践，聂、杨的文章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有关军事题材电视剧“称谓”的各种观点。他们也承认白小易的分析，但可惜的是，最后定性时，聂文却话锋一转：“之所以做出与白小易副教授截然相反的取向，是因为‘军事’一词的意指范围比较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十分贴切地表达了对‘战争’‘斗争’的理解，而用其来囊括军事战争和军人生活则略显乏力。‘军旅’就不同，军事战争是为‘军’，军人生活是为‘旅’，两者整合更是可以涵盖军队建设的内容。据此，本书扩大‘军旅题材’的称谓，称此类题材的电视剧为‘军旅题材电视剧’……。”^[21]

“‘军事’一词……十分贴切地表达了对‘战争’‘斗争’的理解，而用其来囊括军事战争……则略显乏力。”前半句的“军事”贴切地表达了对“战争、斗争”的理解，后半句却说“略显乏力”，是否有意思前后矛盾、行文逻辑断裂之嫌？^[22]

其实，军事电视剧理论研究可以借鉴军事文学理论研究，但也千万不能拘泥于此。

首先，军事题材文学和军事电视剧虽然面对的领域一致，但由于传播媒介、欣赏原则不同，它们在选材、表现各自对象时必定存在差异。比如军事题材电视剧常常会选取《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这样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但很难想象一位作家会去写同名的小说。再以艺术表现手法而论，一流的现代小说早已超越了“讲好故事”的层面，但电视剧艺术首要的任务是把故事讲“圆”、将情节设计“合理”。这就决定了文学和电视剧的侧重点一定有差异。

也正因为如此，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即文学评论家和电视剧评论者在理论命名时，面对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及表现范围的艺术实践对象。朱向前提出以“军旅文学”替代“军事文学”，面对的主要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现状。相比五、六十年代直面战争的大量文学作品，20世纪80年代直至21世纪，作家大都转而面对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人内心世界的描写。朱向前借以提出“军旅替代军事”主张的两大作家——阎连科和朱苏进，他们的主要作品极少涉及正面战争，或是“农家军歌”或为“军门理想”。也就是说，朱向前主张“更名”，是有创作实践作为“理论推演”的依据，军事文学作品题材范围的变化才是引起朱向前理论创新的根源。换句话说，使得朱向前认为“军事”二字有不可承受之重而主张以“军旅”代之，是基于中国军事小说30年间几乎没有产生诸如《保卫延安》《红日》那样的战争史诗作品的现实。或者正是因阎连科朱苏进等作家描写军队之“家长里短”、军人之“小肚鸡肠”，使得朱向前有着为当代军事小说更名的“理论焦虑”。

若回头面对电视剧艺术，情况则完全不同。大量直接正面表现“铁与火”的“战争题材剧”，让“军旅”命名显得相当尴尬。一个有力的佐证来自电影，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电影艺术由于投资巨大、容量有限、回报风险高的特殊性，很少出现涉及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作品。其表现宏大场面的先天优势，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投拍的重点基本集中于“革命历史事题材”，典型代表是3 部9集的革命史诗巨片。^[23]检索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评论文章，鲜见冠以“军旅题材影片”之名称，正说明了“军旅题材”并不能涵盖以战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电影作品，也从侧面说明了大量命名“军旅电视剧”的评论文章，不得不频频出现军事/军旅概念“滑动门”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2000年后出现大量以“打仗”为主要内容的电视剧，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长征》《新四军》《八路军》，被人们称为传奇剧的《亮剑》《历史的天空》《狼毒花》等，特别是涌现了像《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为代表的“红色改编剧”，这些创作实践使得如何称呼此类电视剧的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同为光与影的艺术，当电影评论家拒绝用“军旅影片”称呼以《大决战》为首的影片时，电视批评非要用一个“软性、活泛，亦可作‘军人的人生长旅’解”的“军旅”一词来标示上述电视剧，^[24]在感觉上，是不是有些奇怪？

第三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军旅题材”名称的“始作俑者”朱向前教授在不同的文章都坦承，之所以使用“军旅”名称，是为了让此类小说放下高居主流意识形态“庙堂”的身段，因为此阶段的“‘军事文学’也在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中努力寻求将政治的优势转化为文学的优势，深入开掘军旅题材自身特有的审美特点，文学品质和人文内涵以及相关的表意策略和操作技巧等。”^[25]在这一点上，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电视剧与朱文视野下的文学表现重心不同，不仅不是去意识形态化，而是刚好相反。也就是说，这些电视剧的宣教目的非常明显，且官方对此也直言不讳。正因为如此，“曾主要由官方和传媒正式使用，无形中带有‘钦定’和‘正统’色彩，久而久之，约定俗成，曾为业内人士和普通读者所认同”的“军事题材”正好发挥“它已然包蕴了（的）一种特定的约定俗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26]也就是说，军事题材电视剧因为天然的主旋律属性，它强调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而非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实践，试图疏离意识形态。从大大方方承担“主旋律”任务的角度讲，恢复“军事题材电视剧”名称也理所当然。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传统的战争/军事文学、战争/军事电影研究出发，还是从当下的军事题材电视剧艺术实践来看，“军事题材”的涵义包括“战争”与“和平”两个维度的选材范围，一切以描写军队、战争、军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具有鲜明军事特征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作军事题材。当以主要描写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软性、活泛的军旅题材”无法涵盖甲胄铿锵、剑戟闪亮的战争影片和战争小说时，又如何能表达出战火纷飞、英雄辈出的荧屏世界。因此我以为，电视批评应该认定，“军事题材电视剧”才是统领“军队/战争/和平”等领域的电视剧类型的唯一“种”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