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学研究视角下的军旅题材电视剧概念探讨

在当代中国，“军事题材”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范畴，其横跨60年文艺发展史，在内容与题材两个层面显示出强健的“生命力”。^[4]前30年，虽无“军事题材”之名，实际上其与“农村题材”“工业题材”成鼎足之势，有着自己不言而明的内涵与外延；后30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趋于繁茂的社会生活基本淘汰了后两者，但“军事题材”之称谓仍然风光依旧。只不过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发展，被“军旅题材/战争题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红色经典”等称谓日渐“侵扰”，其原来不证自明的“势力范围”显得愈来愈模糊与可疑。

其实，上述众多能够对“军事题材”构成“威胁性”称谓的，只有“军旅题材”。其他“命名”只是为强调某一方面的独有之处时，才会出来“客串”一下。因此，重点问题是“军事题材”与“军旅题材”之间的关系。而欲探讨“军事/军旅题材电视剧”称谓的关系，不能不提到“军事题材电影”之名称，更无法绕过“军事/军旅文学”之辩。须迂回论证是因为，若从艺术实践对象出发，电视剧、电影、文学只不过是人们审美把握现实世界的不同手段而已；若从艺术实践历史来看，相对文学和电影艺术，电视剧不过是“晚辈新贵”。因此，辨析“军事/军旅电视剧”，从探究“军事/军旅文学”及“军事电影”称谓的历史渊源出发，无疑有着指路灯塔的意义。这其中，解放军艺术学院朱向前教授的学术主张值得重视。

据朱向前考证，“军事/军旅题材”之于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命名”。甚至在“文革”前十七年，由于反映革命战争的文学太过突出，其一家独大的状况连“战争文学”的命名都没有独立的意义。^[5]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极大丰富后，“战争文学”“军事文学”的称谓才开始出现。即便如此，现在也无法考证到底是谁、在何时，首先使用“军事/军旅题材文学”的。但可以肯定，“军旅题材”相对“军事/战争题材”是“后辈”，其频繁出现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军旅题材”之称谓才在各种评论文章呈雨后春笋态势，且大有取“军事题材”而代之的势头。^[6]

在军事文学研究领域，朱向前教授被认为是最具“概念意识”的学者。^[7]以笔者接触到的材料，他也是最早力主以“军旅”替代“军事”、并从学术学理层面和“纯概念”角度，细致、持续探讨过“军事/军旅题材”概念的学者。“正如该书（《中国军旅文学50年》—引者注）‘导言’所追述，主编朱向前最早且一以贯之地坚持使用了‘军旅文学’概念，并辨析了概念的沿革、内涵及使用范畴”。^[8]不算散见各种文章的零散意见，朱向前集中探讨“军事/军旅题材”称谓、论证两者之间替代嬗变过程的文章有以下两篇。

1994年，朱向前在评论阎连科小说创作的一篇文章首次阐释了“军事文学”向“军旅文学”蜕变的原因：“‘军事文学’多年来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形态的存在，它的内涵与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与界定，它已然包蕴了一种特定的约定俗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可随着8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转轨换型，意识形态语境迅速嬗变为商业化语境，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顽强崛起的‘先锋派’和‘新写实’都以疏离或淡化主流意识形态为某种表征，并且在文坛逐渐被认可甚至取得某种‘主导’位置。所谓‘后新时期文学’中潜藏的这种价值取向的转换，使军事文学感到了一种失落，一种无所附丽空无所依的惆怅和困惑。军事文学原有的庄严与神圣日益被掏空被销蚀，它终于从一个先定的高度被降到了一个平面上，即还原为一种题材的专门指称——专指以战争和军旅人生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罢了。也正是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我更愿意用‘军旅文学’来取代它或区别它。”这段话至少提供了以下三点信息：“军事”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军旅”称谓出现相对晚近；“军事”比“军旅”涵盖的范围广阔，其中核心观点更在于：使用“军旅文学”是为适应整个20世纪90年代文学界主流思潮的“去意识形态化”。^[9]

1999年，朱向前教授又在《光明日报》发表《“军事文学”“军旅文学”辩——兼论当代军旅文学的三个阶段》。这篇文章后来更成为他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军旅文学50年》一书的序言。朱向前从文学本体论、词源学等角度，全面梳理1949年以来军事文学三个发展阶段，并逐一论证“战争/军事/军旅文学”三个“称谓”产生、嬗变及逐次替代的历史沿革。文章开宗明义即是“在回顾军旅文学50年之际，不可不对‘军旅文学’的称谓作一辩证。一般看来，这只是个题材范畴……较长时期以来，在指称这一领域的文学时，常常是‘军事文学’和‘军旅文学’乃至‘战争文学’（多是针对纯粹战争题材作品而言）三种提法交叉并用。”文章进而从概念出现的时间指出“战争文学”资历最深、军事文学次之、“军旅文学一说最晚”。尽管朱向前极力主张使用“军旅”替代“军事”，但也承认“三者之间若以影响论，一度莫过于‘军事文学’，它曾主要由官方和传媒正式使用，无形中带有‘钦定’和‘正统’色彩，久而久之，约定俗成，曾为业内人士和普通读者所认同。”(www.xing528.com)

文章接下来认为，这三个概念之间的“消涨则与当代军旅文学‘三个阶段’的嬗变呈现出某种对应关系。”第一个是“文革”前十七年阶段，作家“多以自己亲历的战争生活作为主要素材来进行文学创作……战争文学成了此一阶段军旅文学的‘主流’。……应该说，此一阶段是新中国战争文学的繁荣期，笼统冠之以‘战争文学’也是比较恰切的和名副其实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虽然有刘白羽、魏巍等前辈军队作家的创作，但“人数更为庞大的则是一个突然崛起的以李存葆、朱苏进……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体。……他们普遍缺乏战争经历……主要的描写领域则是他们自己的军旅人生历程，即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很显然，以“战争文学”命名这些作品显然不妥，“于是乎，‘军事题材文学’出现了。‘军事题材’当然包括‘战争题材’，当然也大于‘战争题材’，它可以泛指一切和战争和军事相关的领域，比如军队，比如军营，比如军人，比如非战争状态下军营的日常生活和军人的军旅生涯。如此等等，无所不包。‘军事文学’从‘军事题材文学’简化而来，它是对前此‘战争文学’的发展与丰富，此一提法的出现并盛行，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包含了战争和非战争的军旅题材的军旅文学（黑体字为引者所加）形态的基本完成。”根据此段并不算高难度的“文字演算”逻辑，应该可以得出下面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大致关系：“军事文学=军旅文学+战争文学”。但请注意笔者在此标注出的黑体字，根据朱文的行文逻辑，黑体字其实应该是“军事文学”。^[10]

既然如此，朱向前教授为何坚持认为“军旅文学”称谓比“军事文学”要来的贴切、恰当？他在《“军事文学”“军旅文学”辩——兼论当代军旅文学的三个阶段》一文，比较深入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朱文依据词源学，从三方面论证“军旅”的范围大于“军事”，但在我看来，理由实在勉强。其次，文章认为，军事文学在20世纪80～90年代“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新文学生态环境的“双重夹击下，……努力寻求将政治的优势转化为文学的优势，深入开掘军旅题材自身特有的审美特点，文学品质和人文内涵以及相关的表意策略和操作技巧等等”，也具有一定说服力。接着，该文从20世纪80 到90年代军事文学注重审美追求，“正在告别昔日那个被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包裹过的‘军事文学’，逐渐走出教条政治化、走出宣传化，而回归与创造更加艺术化更加审美化的军旅文学”等论断出发，说明此阶段军事题材文学是在整个文坛“去意识形态化”影响下才产生出更名“军旅文学”的冲动与努力。最后，朱文得出结论：“正是在此种情势之下，‘军事文学’的淡出和‘军旅文学’的凸显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11]

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由于朱向前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直坚持“军旅文学”之表述方式，加之朱教授在军事题材小说研究界的深厚影响，由此形成“军旅文学”称谓几乎一统天下的状况，^[12]余续所及，竟深深传导于电视剧艺术在此领域的“命名”。

理论的力量虽然巨大，但哲人也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我的问题是：总结近40年来涉及军事领域的、异常丰富的电视剧艺术实践，是否可以顺手“拿来”文学领域的理论命名？我也注意到，电影艺术在军事领域的“命名”受文学影响比较小，“军事题材影片”一直是学者们坚持使用的概念，“广义而言，凡与战争、军队以及军人有关的电影都可以称为军事题材电影或军事电影。”^[13]也就是说，同是光影艺术，为何“军旅题材电影”之说鲜见提及？个中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之所以检索以上多少有些繁复的军事文学研究“历史”，是因为在我看来，文学评论领域“军事/军旅题材”既有成果对电视剧批评影响深远，为概念正本清源计，本书不得不进行一番“越界巡游”，以期能为“军事/军旅电视剧”称谓之辨析找到一个历史与逻辑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