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商投资行为理论的优化和探究

1.西方学者关于厂商投资行为的理论

自“重农学派”投资行为理论问世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就投资基本范畴的界定、投资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诸多深邃的观点为以后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古典经济学更倾向于把投资看成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经济行为，从而混淆了投资行为理论与资本理论两者的区别，最后该学派只得放弃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反，“边际主义革命”却趁势而上，成为现代西方厂商投资行为理论的起点，其研究进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2]。

（1）早期的传统厂商投资行为理论。该理论的形成主要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中，边际主义革命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工具，使行为均衡分析（尤其是跨期的行为优化）成为可能。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投资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总量分析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问题以及一些较为粗略的分析框架。证伪主义科学哲学的盛行，有利于整个经济理论逐渐从传统的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向着科学主义的方向迈进。所有这些均促使厂商投资行为理论现代分析框架的最终形成，因而，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为理论的形成期。

这一阶段又可以以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为分界线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第一，前期有三个理论的源流对投资行为理论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一是以杰文斯、庞巴维克、维克赛尔、费雪、奈特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资本理论；二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厂商理论；三是以克拉克为代表的朴素的加速器理论。前两者构成了投资行为分析的微观基础，加速器理论则为投资行为以及投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第二，后期20世纪30年代由于长达数年的危机而出现厂商投资不足的局面，对凯恩斯的厂商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提出了挑战，从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掀起革命，由此而构造的厂商投资行为理论模型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此后的研究进展大致分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原有的新古典主义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最优资本积累理论和最优投资决策理论；二是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投资总量分析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三是将朴素的加速器理论拓展到灵活加速器理论和分布滞后加速理论；四是凯恩斯、克莱因、怀特、克洛沃等人对构建厂商投资行为模型进行了种种尝试，尽管这些模型大多数是建立在比较静态分析框架中，但为20世纪60年代厂商投资行为理论的确立和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中期的确定性条件下的厂商投资行为理论。该理论的形成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一阶段形成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设外部市场环境是确定的而不是随机的，或者说模型的外生参数的变化路径是已知的。这些确定性的假定一方面降低了分析的繁杂性，另一方面也削弱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该阶段主要的理论流派如下：

第一，新古典主义的厂商投资行为理论。乔根森（Jorgensen，1963）在其经典论文《资本理论和投资行为》中，利用一个连续时间的动态最优化模型来描述厂商的投资行为，从而标志着现代厂商投资行为理论的正式形成。该理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厂商投资行为理论”，其基础就是“NPV原则”（利用标准增量或经济学家的边际方法所表达的规则：投资直到增加的单位资本的价值正好等于其成本），这在确定性条件下可以很好地量化投资指标。其理论内容是将增加的单位资本的每期价值（边际产出）与从购买价格、利率与折旧率及使用的税率中算出的一个“等价的每期租赁成本”或“使用成本”进行比较。通过令资产的边际产出等于其边际使用成本，可以发现厂商必需的资本存量。

一般地，将适宜的资本存量表示为如下形式：

上式中：p是产出的价格；c是资金使用者的成本，c＝q[i－（Δq/q）+d]，q是资本品供给价格，i是资金的机会成本，Δq/q是资本品价格变动带来的资本收益或损失，d是经济折旧率；Y* 是投资者认为适宜的产出水平。

而运用厂商最优化行为模式建立的新古典派厂商投资行为理论的资本需求函数公式为

上式中，b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产出相对资本的弹性。在此方程中隐含着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通过影响利率、加速折旧、资本收益的免税等措施对厂商投资需求具有强有力的调节作用的意思。

该理论不足之处在于，假定实际的资本存量调整到理论状态，或者是特定的时滞过程是对确切的调整成本的最优反应，则乔根森忽视了资本存量调整的成本。在他的模型中，厂商的资本存量一旦偏离了最优水平，则调整可以在瞬间内完成，因为模型中并不存在投资的路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阿罗提出了不可逆条件下的厂商投资行为理论，卢卡斯提出了调整成本的厂商投资行为理论。所谓投资的不可逆性，是指不存在完善的二手资本品市场，任何一笔投资都必须支付一个沉没成本。所谓调整成本，是指厂商进行资本存量调整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它是投资量的增函数。这两种理论均可以得到一个显性的投资函数，从而规避了乔根森模型中的缺陷，对以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托宾q理论。托宾（Tobin，1969）为协调乔根森和凯恩斯之间的理论差异，提出了q理论，其严谨的模型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并随之成为投资理论的主流。相比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更具有一般性，更重要的是，q理论中的投资决定不是依赖于过去的变量，而是依赖于对未来的预期，这一点对经济学家们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托宾q理论代表着新古典厂商投资行为理论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将厂商预期收益引入投资需求函数。该理论同样基于NPV规则，其实质是比较边际投资的市场价值与其购买成本，即把二级市场中交易的所有权价格或者预期利润流的预期现值，去比上单位购买价格（重置成本）的比率，成为托宾q值，支配了投资决策。如果q＞1，厂商的市场价值要高于资本的重置成本，投资应当进行或扩张；如果q＜1，投资不应当扩张，而且现有资本也应当削减。令调整的边际成本等于其收益，则可以找到投资扩张或收缩的最优比率，它取决于q与1之间的差别。托宾还进一步把q区分为平均q与边际q。平均q可以观测，而真正影响投资行为的是边际q。阿贝尔与哈雅什又进一步论证了平均q、边际q及调整成本理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

一个简单的托宾模型可以形象地说明基于q比率套利机制的市场均衡^[3]。用K表示资本存量，I表示总投资，δ表示折旧率。基于无套利原则的要求，总投资是q的增函数。在图4-1中，左边象限的横轴表示在某个时点上的资本存量，右边则表示在一个规定时段内的资本流量。投资者对股权的需求即为存量需求。假设资本市场处于均衡状态，由于受到外部冲击（如贴现率下降），投资者对股本的需求增加，这时，Kd 会立即升至K′d。由于短期资本的存量供给是既定的，新的均衡点将位于B点。与此同时，提高了的q水平会使新的投资流量增加到I′。由于此时总投资超过折旧，因此，净投资额为正。正的净投资意味着资本存量在逐渐增加，经济将趋于新的稳态均衡点C。在点C，q恢复到1的水平，但此时资本存量已增至K′s，净投资重新归零。这就解释了高的q比率刺激投资的机制，反之亦是。

图4-1　q比率套利均衡机制

由此产生的一个前瞻性的理论——最大化厂商的投资函数，其可以表达为

上式中：Δt 为资本品的影子价格（未来边际收益流量的现值），即资本品的购入价格；Et{Δt}为在t期现有信息基础上的预期因子；ρ为不变折现因子；λt+s为在t+s期资本品的当期边际收益。

在公式（4-3）中，无论何时，只要Et{Δt}＞P，该厂商就会有改变其资本存量的动机。然而，在实践中这是难以观测的，要对方程进行经验验证就必须寻找一个与Et{Δt}相关的可观测变量。Hayashi（1982）证明了在若干前提条件下，“Q”替代Et{Δt}/P是合适的。那么，Q的投资模型可以表示为

式（4-5）中：Vt 代表厂商的市场价值；Pt Kt 代表厂商资产的重置价格。采用Q 模型，研究人员可以获取大量的影响厂商投资未来条件的信息，从而不必对预期形成或厂商未来状况作出特定的假设。同时，采用Q模型估计厂商投资可以避免由乔根森开创的新古典派的厂商投资模型所存在的不足，因为其没有考虑预期因素对厂商投资行为的影响。尽管运用Q模型估算厂商投资的实证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Q作为厂商投资机会的替代值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3）现阶段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厂商投资行为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30余年间，不确定性被广泛地引入到厂商投资行为分析之中，我们把这段时期称为理论研究的第三阶段。这期间，关于不确定性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形成了诸如预期效用函数、委托代理理论等比较成熟的分析处理不确定性和信息问题的理论工具。经济学家们将这些分析工具应用到了厂商投资行为的分析中，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在传统的不确定性分析中，总是假定变量的概率分布已知，然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未来的不确定性往往是奈特意义上的，即概率分布也是未知的。厂商投资的收益率，尤其是投资在一个全新的项目上时，往往具有这种性质。在发表于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弗朗克·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分别对待。根据奈特的划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可以计算的，因而风险可以通过投保等方式转嫁给专门的风险承担机构；而不确定性事件的概率是无法计算的，只有通过主观判断来决定。除此之外，企业家仍然面临无法转嫁的不确定性。在奈特看来，利润不是对承担风险的回报，而是对承担不确定性的补偿。奈特还认为，各个行业的利润率不同，正是各个行业不确定性高低的反映。虽然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模型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成果尚未能广泛应用于投资行为的研究，这也就成为一个极有希望的研究方向。

第二，不确定性与投资行为。卢卡斯首次创见性地将不确定性引入厂商投资行为分析中，尽管此方面的研究真正深入展开是在十余年后。1974年，在其和普雷斯科特合作的《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一文中，卢卡斯认为，在一个竞争性行业中，每一个厂商均面对着外生的随机的市场价格进行投资决策，但这些投资决策从总体上会通过总供给影响到市场价格，而市场价格的变化又会改变厂商的投资决策，所以，厂商的投资应当和整个行业的均衡同时被确定。假设行业由使利润贴现之和最大化的无差异厂商组成，生产所需的唯一投入是资本。由于实物投资存在调整成本，因此厂商的最优决策是使其实际资本存量缓慢调整到与其意愿资本存量相等。在该模型中，资本具有不变价格，对厂商产出的需求服从已知的马尔可夫过程。行业产出的价格取决于需求和行业供给，行业供给取决于资本存量。当均衡实现时，厂商选择的行业资本存量路线必须使由该路线确定的产品价格与厂商的预期价格相等。因此，该模型中的均衡是一种理性预期均衡。遗憾的是，卢卡斯的论文给出了行业投资水平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证明，但没有给出不确定性条件下单个厂商的最优投资准则和路径。(www.xing528.com)

第三，不确定性、不可逆性与投资行为。1983年，阿贝尔利用一个随机最优模型，弥补了卢卡斯理论中的上述不足，并得到了一个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被广泛引用的结论：对于一个调整成本具有凸性并且风险为中性的竞争性厂商而言，给定当前的产出价格，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的提高刺激了现期的投资率，而不论边际调整成本函数的曲率如何。

然而，阿贝尔的结论多少与我们通常的直觉有些违背。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伯南克首次将不可逆性融入不确定性分析的模型之中，提出了投资的期权价值理论。该理论强调，厂商拥有是否投资于一个价值随机波动的项目的权利，就如拥有一个股票的看涨期权，当市场行情有利于投资时，厂商就可以行使这一权利。厂商进行投资的准则是使未来预期收益流的贴现值大于投资的期权价与现期投资的成本之和。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强提高了投资的期权价值，所以必然会抑制厂商的投资。此后，平迪克和阿贝尔又沿着伯纳克的思路对投资的期权价值理论进行了重要的拓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行业投资水平均衡的研究出现了比较大的进展，这种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投资的期权价值理论引入行业水平分析；二是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假定；三是关于政府如何采取刺激投资的政策有一些新的见解。此外，关于投资行为的非线性理论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实证研究表明，对于投资期权执行的非线性假定至关重要，因为大多数投资都是在某一个时点上集中进行的，而不是随时间变化的一个平滑过程。当然，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十分不成熟的，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目前也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

2.中国学者关于厂商投资行为的理论

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投资理论界，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厂商投资行为理论。提出研究厂商投资行为，既要分析投资的一般特征，更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了解中国厂商投资行为的发展和变革。厂商投资活动既不同于各级政府部门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建设投资，又不同于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炒作，它有着本身特定的经济规律和范围。研究厂商与投资的关系，明确投资活动的规律，对优化厂商投资行为、实现厂商投资管理的科学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厂商与投资的关系。

第一，从厂商投资的内在必要性看。厂商是从事生产、建设、流通等活动，为满足社会需要并获得盈利，而进行自主经营、实行单独核算、具有法人资格的基本经济实体。社会主义厂商的根本任务和生产目的，是在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或劳务，为社会提供积累资金。也就是说，我国厂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毫无疑问，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大量的厂商从事生产，不断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并提供积累。按马克思的观点来讲，就是不论单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和规模，即外延型扩大再生产，还是依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先进装备、改革工艺，提高劳动力素质，在原有基础上依靠生产要素的分别组织和配置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即内涵型的扩大再生产，都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资金。这是厂商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也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客观规律。

第二，从厂商投资的外部竞争性看。厂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按照产业结构划分，第一产业主要包括农业，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服务业。2013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49 684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62 204亿元，两者合计占GDP的总额超过90%，而这两大类产业产值基本来源于厂商，以此，要使我国经济体制富有生机，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关键是搞活厂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市场经济机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厂商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真正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其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也在不断增强，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就成了厂商刻意追求的目标，也是迫使厂商行为终止的一种内在约束机制。否则，厂商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厂商把盈利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连同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扩大生产能力和规模、提高技术水平、更新装备、改革工艺等，这实际上是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2）厂商投资与政府投资的关系。厂商和政府虽然是两个不同层次和职能的投资主体，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最终目标的共同统一。社会主义厂商生产的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厂商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经济利益，并满足不断提高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政府发展国民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在根本上同样也是为了不断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厂商和政府都是通过投资扩大再生产来增加社会财富和满足社会需求，其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没有矛盾。也正是在这种统一的目标下，厂商和政府共同推动和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第二，协调一致的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就是从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当前和长远等方面来协调政府和厂商的关系。政府作为国民经济的管理者，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进行投资时必然首先从宏观的层次把握资源配置。而厂商所处的层次和功能决定了它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和领域内进行投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例如，厂商可能因为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牺牲宏观利益为代价，耗费过多的投资资源，进而影响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因此，厂商投资和政府投资需相互配合，使集中决策的政府投资和分散决策的厂商投资趋于协调一致，从而提高投资效益和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厂商作为国民经济的经济细胞，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厂商充满活力的体现就在于能够不断投资扩大再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政府通过分配获得收入，取之于厂商，用之于社会，不断改善能源、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为厂商扩大再生产创造更好的环境。没有政府投资，厂商投资就失去了条件和基础；而没有厂商投资，政府投资就失去了来源和保证。厂商投资和政府投资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使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处于良性循环之中。

（3）厂商投资的一般规律。厂商投资首先是厂商相对独立进行的且遵循厂商主体行为规律；其次厂商投资是一种特殊的投资活动，其发展运行依从投资活动的一般规律。正是在这两个规律的制约下，厂商进行投资，并促使投资目标的实现。

第一，投资主体行为规律。厂商作为投资主体，其投资行为是按照一定规律进行的，投资动机→投资行为→投资效果是一条最基本的路径。厂商投资刺激一般来自厂商外部环境，如政府的鼓励政策、市场供给的短缺等。当外部刺激与厂商投资目标一致时，厂商就会产生投资动机，从而导致一定的投资行为，并产生一定的投资效果。若投资效果与厂商最初的投资目标一致，就能够强化厂商的投资动机；若投资效果与厂商最初的投资目标偏离，则会削弱甚至改变厂商的投资动机。因此，厂商在受到外界刺激，产生投资反应时，要充分估计投资效果，而不能盲目投资。

第二，厂商投资活动的一般规律。①现代厂商投资具有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投资规模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在现代经济环境中，任何厂商都不是孤立的。一种产出有赖于众多厂商的万千投入；一种投入也会促进众多厂商的万千产出。这样，单个厂商的投资就成为社会性的活动，而且，厂商投资额的数量限制也越来越大，为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力，更强调厂商投资要素的“集聚效应”。因此，厂商在投资时，一方面要保证投资要素的数量，另一方面要考虑厂商投资所处的社会环境，必须通过对相关因素的逐一分析，才能对投资效益得出准确结论。②厂商投资是一个复杂的、连续不断的循环周转过程。厂商投资是通过具体的投资项目来实现的。而投资项目包括了项目选择、准备、评估、谈判、实施、投产和发挥效益、投资回收的过程，只有各阶段工作循序渐进地实行，才能实现厂商投资的目的。否则，就会因为投资基金在某一阶段的呆滞，造成投资价值的损失，使厂商既达不到投资目的，又遭受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而且，投资运动过程只有不断地持续下去，经过投入到收回的不断循环和周转，厂商才会有旺盛的持续生命力。③厂商投资效益有一定的风险性，且投资效益存在个别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不一致性。厂商投资之所以具有收益上的风险，是因为投资决策是人们的主观反映，投资实施与经营是客观过程，主客观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再者，投资的实施和经营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运动过程，这个运动过程会因为投资实施中的操作不当而发生主观风险，也会由于其环境条件的变化，遭受意想不到的客观风险。另一方面，厂商投资毕竟是单个厂商的行为，在某项投资给厂商带来很大收益的同时，也存在损坏或影响其他厂商利益的可能性。个别收益与社会效益这种不一致性，从长远看，势必会束缚厂商的发展。

3.厂商投资行为理论的研究方向

（1）产权制度与厂商投资行为。迄今为止，投资行为的研究都是以新古典主义的厂商理论为基础的，厂商只不过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函数而已。然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却极力反对这种观点。但其对“厂商性质”的理解也是形形色色的，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将厂商理解为“一系列显性的或隐含的合约”，由于这些合约总是不完备的，所以，产权对厂商经济效率的影响便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

关于厂商的起源，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解释是，厂商的产生是由于市场运行交易成本与厂商运行交易成本的比较，即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省某些市场运行成本。这个解释的合理性现在已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如果以规模（用S表示）作为代表厂商的一个变量，R代表厂商的总成本，C1代表直接成本，C2代表外部交易成本，C3代表内部交易成本的话，则确定厂商的规模临界点的原则应该是：

MR（S）＝MC1（S）+MC2（S）+MC3（S）（M 表示“边际”）

关于厂商的性质，钱德勒在他的名著《看得见的手——美国管理革命》中强调，“管理协调”和经理们的作用实际上反映的是厂商社会性的一个层次，即以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为活动内容的科层管理体系，它的职能是使生产活动和要素配置时刻遵循技术的要求，这是和生产力紧密相接的一个层次。科斯也指出，厂商是用“权威”代替市场，而产权为科层管理和劳动体系这一以人为活动主体的社会系统提供了运行的社会规则和根本性支撑，使它经过人格化，赋予各主体以权利、责任以及价值目标。“权威”的产生，正是源于所有关系所产生的服从与被服从的人际关系，技术生产只有借助于此才能获得自己的社会存在形式。

把厂商的产权结构纳入一个动态最优模型中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现存的各种关于厂商产权结构的理论模型都是在比较静态的框架中展开的。如何把这一整个过程动态化，把资本累积的路径和效率与厂商制度的形成和演变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将厂商投资行为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关键所在。

（2）资本市场与厂商投资行为。这是近几年来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被贴上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标签”。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金融市场中的低效率和不稳定性通过厂商的资本结构直接影响到厂商的投资行为。

厂商投资行为是在内生的资本市场货币量值下实现存量与流量的均衡。也就是说，银行的内生货币供给和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对厂商投资的融资流动性约束与融资成本形成一种双向传导机制影响着厂商的投资行为，从而使投资存量与流量之间形成一种均衡。而在厂商投资的存量与流量的均衡中，厂商的资产定价与融资约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厂商的资本结构中，由于债权比例的过高或过低，会使厂商经理人的投资有不同倾向。若债权控制过少，经理人就有较多的自由去运用内源资金和外源资金进行新项目投资，甚至包括风险极大或者亏本的投资，这种情形可称为“投资过度（Over Investment）”。若厂商债台高筑，随时会面临债务危机，债权控制硬约束十分有效，厂商经理人被迫或因为信心不足而放弃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这时就会出现“投资不足（Under Investment）”。而厂商的最优资本结构必须使厂商在预期的“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中达到均衡，使两者的机会成本之和最小，才能使厂商期望价值最大。见图4-2。

图4-2　货币金融体系下的厂商投资^[4]

此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厂商投资行为的资本因素。

首先，厂商投资规模的确定。厂商投资是全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宏观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厂商融资市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对厂商的融资约束，所以，厂商投资规模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厂商面临的投资机会和资本成本这类真实因素，厂商的融资状况也会在厂商内部财务上对投资规模产生影响，从而使厂商投资规模低于在没有融资约束时的最高水平，而且也更易于波动。

其次，投资结构的优化。厂商投资结构十分复杂，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突出。因为厂商技术改造开发投资和购并投资对厂商财务状况和融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同时也需要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降低购并投资的信息成本，为创造技术的投资者提供有效的退出机制，所以，资本市场的发展为改善厂商投资结构提供了契机，会促进厂商技术改造开发投资和购并投资在厂商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发生变化。

最后，厂商投资效益的改善。资本市场是资金配置的渠道，资本市场效率是体现在对厂商投资效益的改善当中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厂商投资效益提供了有效的市场价格机制，对融资厂商的效率提供了有效的市场价格机制，对融资厂商投资效益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并作用于厂商再融资渠道和接管渠道，对厂商投资效益构成直接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从而形成一套内在的动态优化资金配置和改善厂商投资效益的机制。因此，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可能会有效地促进融资厂商投资效益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