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我国技术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我国技术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时间:2023-07-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鉴于技术投资在促进社会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内有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中国过去高投入式增长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全要素生产率低也是以技术模仿为主、以设备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

我国技术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1.我国技术投资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技术进步对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体制、机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技术进步对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十二五”时期必须把加快技术进步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优先地位,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注重技术创新,把自主开发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相结合,努力提高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十二五”时期,我国技术进步的重点是产业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长期以来,在整体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技术投资规模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由表2-10可看出,多年以来,我国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每年基本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当年的研发支出以个位数的速度增长外。尤其是2000年以来,我国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更是超过了20%,技术投资规模增长迅速,这为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国内社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表2-10 1989—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和社会总产值变化情况

(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鉴于技术投资在促进社会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内有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赵志耕等(2007)研究了中国社会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发现就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技术进步进程往往是与资本积累进程动态地有机融合在一起的,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很难观察出这种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中国过去高投入式增长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全要素生产率低也是以技术模仿为主、以设备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况且,即便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高投入型增长,但因在这种高投入中的设备资本投资包含着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技术进步,因此,中国经济高投入式增长未必就完全属于粗放型增长,更不一定就是低效增长,否则,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23]。刘伟和张辉(2008)研究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两者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其与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较。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度十分显著,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不断减弱。20世纪80年代,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一直大于50%,产业结构变迁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技术进步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迁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基本持平;1998年以后,产业结构变迁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越来越不显著,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代表的市场化的力量已经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24]。宋冬林等(2011)将资本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阐释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利用资本质量指数调整设备资本存量,考察资本即期服务效率调整后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发现,设备资本投资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4.78%,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6%,占资本贡献的14.8%。技术进步贡献呈阶段性变化,且不同类型技术进步贡献出现分化。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呈平缓下降趋势,而中性技术进步贡献呈现先降后升的V 型变化特征,但降幅大、升幅小。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扭转技术进步贡献的下降趋势,社会经济高增长将无法长期持续[25]

2.我国技术投资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

从技术投资的区域结构来看,我国技术投资具有区域结构效应和区域差异性。傅晓霞和吴利学(2006)提出了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地区增长差异分析框架,将各地区人均产出差距分解为人均资本差异、经济规模差异和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技术进步差异三个部分。利用改革时期的省级数据,发现尽管要素投入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技术进步是造成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在地区人均产出差异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将成为今后中国地区增长差异的主要决定力量。而且,1990年以来中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绝对发散趋势,严重的技术扩散壁垒加剧了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马太效应”,短期内地区差距不会随经济发展而缩小,政府需要通过适当的政策对地区发展进行调节,尤其要促进地区间技术扩散,使各地区更好地分享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成果[26]。同时,杨文举(2006)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将1990—2004年中国各省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成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所引致的变化三个部分,分析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通过相对趋同测试探讨了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化历程及其背后的原因,结果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效率的变化、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都促进了中国各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资本深化的贡献最大;中国省际劳动生产率增长差距在此期间显著地扩大了,其中,技术进步的省际差异是其主要原因,而技术效率和资本深化的省际差异却对此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27]。可见,我国不同区域技术投资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具有差异性。

从技术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是,产业结构不平衡仍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当今各国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式,调整和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持续稳定地发展,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关键,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途径。张永鹏等(2009)模拟了三次产业以及第二产业内部各产业的生产函数,从而得出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率;并且利用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弹性分析了技术进步对重庆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技术进步对重庆市第一产业结构影响最大,第三产业次之,对第二产业影响最小;第二产业内部,技术进步对建筑业电力燃料等产业影响较大,对制造业影响不大[28]。李健和徐海成(2011)则基于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并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协调,技术效率是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变化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第二产业的调整影响比较大,但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力度比较小,技术进步是深化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根本途径[29]。龚轶等(2013)研究了技术创新推动下的中国产业结构进化,结果发现,技术创新导致了劳动生产力的不断上升以及物质资本成本的不断下降,两者的共同作用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和进化。其中,物质资本节约型创新推动着以产出衡量的结构进化,是产业结构进化的主要推动力。劳动力节约型创新和物质资本节约型创新共同作用,推动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不断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是产业进化的主要推动力[30]。可见,技术投资和技术进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