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优化

1.人力资本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舒尔茨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影响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卢卡斯、克鲁斯曼等人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是导致各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

（1）人力资本投资是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新增长理论认为，在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中，除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贡献外，还在于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而且通过教育和培训所获得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特殊的知识是保持社会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期，物质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大，而在中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人力资本推动的。就目前来看，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稀缺、资金紧张，但工业已有一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以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将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

（2）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高人的知识存量。在当代社会，人的知识存量（即人们所具有的智力、知识、能力、技术等）的提高，对社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人的知识存量基本上是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的产物。因此，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可以增加其知识存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使没有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只要提高了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学习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也一样可以增加产出。提高劳动力素质已是社会经济发展成功的决定性条件。

（3）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促进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是生产要素追求最优配置的必然反映，人口流动事实上也增强了流动者接受和掌握信息、提高自身技能的能力。罗宾逊对39个国家的研究表明，1958—1966年，由于资本和劳动在农业和工业间的转移，对平均年增长率的总贡献为16%。他还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从劳动力资源转移这一源泉获得增长的余地更为显著。

（4）一定存量的人力资本还是保证外资利用效果的先决条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大量吸收外国资本，以求社会经济发展，却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创伤的日本和联邦德国战后在利用外资方面却取得了巨大成功。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教育落后，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使得资本吸收能力低，即使大量引进外资，也不能较快地提高经济效益。而日本和联邦德国尽管在战争中物质资本大量损失，但由于它们仍然拥有大量较高文化水平和生产技能的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高，一旦引进外资，即可对社会经济产生极大的推动力。

2.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内生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之一，理论流派众多，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再到索洛含技术进步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等。

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相对于单纯强调资本作用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来说是一次重大的革命。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仅仅强调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而忽视了“人”的因素。为此，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补充和发展了新古典增长理论。舒尔茨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将资本分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认为可以通过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增强人的体力、智力和技能，提高人口质量，使一般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可以产生“知识效应”与“非知识效应”，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产出的增长；同时，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消除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以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舒尔茨还认为，由于人力资本产生的收益递增效应可以提高资本的收益率和工人的工资水平，因而人力资本理论可以用于分析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问题，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快以及为什么富国比穷国、城市工人比农村劳力的收入水平高这个国际经济学界的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舒尔茨补充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但舒尔茨的理论也并不完善，他的人力资本概念过于一般化，也没有提出一个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人力资本因素真正内生化为经济增长理论的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卢卡斯运用更加微观化的个量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与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结合起来具体化为“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产出增长的真正源泉。他认为经济增长不需要依赖外生力量（如人口因素）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焕发生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

（1）宇泽模型。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Uzawa，H）在1965年提出的，他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教育部门。宇泽弘文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社会除了生产部门之外还存在非生产的教育部门。社会将一定的资源配置于教育部门，教育部门通过提高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来增加产出。该模型的核心是其技术进步方程式：

它表明技术进步变化率A取决于现有技术水平A 和教育部门的劳动力LE。在此基础上，宇泽进一步推演出其生产函数方程式：

上式中，LP 为生产部门的劳动力配置。这一生产函数表明，产出是有形要素和技术进步的函数。由于引进了教育部门，该模型常被称为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但该模型最后推导出的均衡增长条件为2n（n为人口增长率），也就是说，如果人口或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不大于零的话，经济就不可能增长。

（2）卢卡斯人力资本积累与溢出模型。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Lucas，R）在美国《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将宇泽的技术进步方程做了修改，也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假定，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的时间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1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1u）比例时间从事人力资本h的建设，因此，技术进步就可表示为

上式中，h（t）为人力资本的变化率，δ为正常数，式（2-3）表明人力资本变化率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卢卡斯推演出它的生产函数：

上式中，N（t）为t时刻的劳动数量，hE（t）为t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外部效用，为正常数。在这一生产函数下，可得到均衡增长条件为

虽然这一均衡条件仍与劳动生产率n有关，但克服了宇泽模型的缺点。即使n≤0，经济均衡增长仍是有可能的。这样，卢卡斯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www.xing528.com)

这一模型强调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需要专门花时间来建设的；同时，该模型还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由于该模型中的人力资本完全是在生产过程以外形成的，这不能代表人力资本获得的全部情况，因此，卢卡斯又提出了建立在“实践中学习”思想上的第二个人力资本模型。他认为，人力资本有两种效应，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能够产生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而通过实践中学习获得的人力资本则可以产生“外部效应”。第二个模型研究后一种情况，在这个模型中，卢卡斯认为，专业化生产某种商品的人力资本是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获得的。这种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会随着生产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大。

（3）罗默的知识溢出和驱动模型。保罗·罗默（Romer，P.）的第一个模型（1986）并没有提出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罗默认为正向外部经济技术效果来源于资本要素的积累，而这个资本要素不一定是有形资本，并使用了“知识”这个词来替代“资本”。罗默引入了知识的溢出效应，并假设知识的溢出效应足够大，足以抵消由于固定生产要素存在而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从而使知识投资的社会收益率保持不变或呈递增的趋势，从而说明了在人口增长率为零时，经济也能保持增长。罗默最后的结论是：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1990年，罗默提出了他本人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并引入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在该模型中，经济划分为研究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三个部门。生产投入包括物质资本、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H 和技术水平四种类型。该模型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将技术进步直接纳入模型，而同时又将人力资本内生于模型，用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他认为，技术革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而技术革新是研究开发活动的结果，是由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推动的。

首先，有形资本根据以下公式积累：

上式中，k表示资本存量，X（i）表示用于生产的第i个投入要素的数量。这一模型涉及的是表现在一个连续区间上不同投入的集合。从式（2-45）中可以看出，资本存量的增大产生于A值的增加，即投入数目（也就是种类）的增加，而不是单个要素数量的增加。在均衡状态时，

资本增长与技术进步是同步的，可见，有形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是由技术进步的程度决定的。技术进步则表现为一种生产的投入越来越专业化，劳动的社会分工加强，生产的中间环节增加。新的中间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是由研究部门开发的，是研究人员推动着中间产品数目的增加，其进展方程式为

上式中，H2 是用于研究的人力资本。分配于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越多，中间产品的进展速度就越快。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上式中，H1 是用于生产活动的人力资本（H＝H1+H2）。最终产品的生产除了直接投入该部门的人力资本和无形技术劳动外，还取决于中间产品的数目，即A 值的大小。A值越大，产出越大。最后，罗默得出该模型的均衡增长条件为

上式中，Λ＝，即经济增长率与人力资本高低成正比。如果人力资本总量较小，可分配于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就很小，经济增长就会停滞。

在这个模型中，罗默通过对知识特性的界定进一步说明了收益递增的源泉和动力。他认为，知识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其使用是非排他的。知识的取得成本大大低于知识的生产成本，因此，知识的生产使最终产品生产的收益递增；不仅如此，知识存量可以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研究部门可以免费利用自己已生产出的知识进行新知识的生产。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在研究部门能够自我积累，从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研究部门本身进行知识生产是需要动力的，这种动力来自知识的“专利”产品特性。知识产权的部分排他性有效地保护了知识生产者的利益，通过出售专利权，研究部门可以获得内部效益，这就保证了研究和开发活动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原动力。而生产企业也一定会购买能够形成垄断能力的专利权。

（4）模型的新发展。在罗默和卢卡斯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又相继建立了一些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有贝克尔、墨菲和塔玛拉（1990）的长期增长均衡模型和墨里根和马丁（1991）的两资本部门增长模型等。在这些模型中，经济学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调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

最近几年来，美国经济依靠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强劲增长，这为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实证。与以往相比，这些新的理论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视野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第二，研究重点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转向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发展）关系的运行机制、均衡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模型研究。

第三，更进一步明确了人力资本的“增长引擎”作用，特别提出在经济发展初期时人力资本存量具有决定意义，把人力资本置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

第四，进一步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关系，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支持物质资本收益率不下降甚至提高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资在各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别的趋同和离散变化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五，把教育视为重要的生产部门，教育的发展是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