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优化方案

1.我国资本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现阶段，我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伴随资本投资的快速扩张。而且，这种高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推动，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投入增加的贡献比例相对较小。在我国GDP的主要构成中，消费需求基本上保持比较平滑的增长路径，随着国际竞争的激烈，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也在逐渐降低，投资需求成为GDP构成中波动性较大的成分^[1]。因此，我国社会经济增长非常依赖于投资增长速度，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近几年来，我国实际投资增长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超过35%，投资及其增长速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特别是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与消费双双不振，经济增长对投资更为倚重，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切入点^[2]。表2-2描述了1980年以来我国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其增长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表2-2　1980—201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总产值变化情况

续 表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根据1980—2012年我国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增长速度的数据，绘制出社会总产值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曲线图（图2-2）。从图2-2可以看出，我国投资增长率波动与社会总产值增长率的波动表现出极高的相关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投资增长率上升，社会经济增长率也上升；反之，投资增长率下降，社会经济增长率也下降。投资增长率波动的周期性与社会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周期性表现出高度的吻合。

图2-2　1980—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鉴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社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国内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宋丽智（2011）采用适用于小样本的bootstrap仿真方法，利用1980—2010年为样本期的时序数据，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社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传统基于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建立在渐进理论基础之上的，其结论只能在渐进程度上保证推断的可信性。而且，当VAR系统中若存在单整序列或者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时，特别是面对小样本数据，检验可能失效，而使用bootstrap似然比检验弥补了既往研究的不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1980—2010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假说得到验证，同时也证明经济增长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论从宏观层面上支持固定资产投资是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之一，同时也揭示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快速的社会经济增长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显而易见，基于样本（1980—2010年）的实证检验结果同我国社会经济增长模式和宏观经济政策依据是一致的。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快速稳定增长，一直是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因素。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中，投资增长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成为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反过来讲，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收入水平、经济金融环境、社会安定等因素都会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影响，然而社会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无论在固定资产投资效应的理论分析或者国内外实证研究中，都得到广泛支持^[3]。

刘金全和印重（2012）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冲击反应曲线和预测方差分解等方式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与社会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描述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重要的经验发现和经济政策启示：首先，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社会经济增长率具有单向正向影响，这说明积极的投资行为对实际产出具有促进作用，而产出扩张并未对投资产生显著的“牵拉效应”，同时，这种经验证据表明，在出现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进入收缩时期，我国积极的投资扩张以及连带的需求扩张效应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起到保持社会经济增长和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因此，我国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和增加投资规模等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措施是十分有效的。其次，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对社会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而社会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这说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变化与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再次，通过对投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的冲击反应过程的分析得到与两者之间影响关系一致的冲击反应特征，其中一个典型经验证据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时间累积效应”，即投资需要经过一段积累期以后才能逐渐体现出“乘数效应”。这与我国大量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有关，而这些投资需要一定时间的“装置过程”，然后才能明显地体现出产出扩张功能。最后，通过预测方差分解，获得经济周期波动率和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率的成因和来源。由于投资波动率在产出增长率的方差分解中占有很高比率，可以认为投资波动率是实际产出波动率的重要成因，由此可以推断投资周期性是我国经济周期的主要成因，投资波动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同时投资周期对产出周期的作用具有超前性和持续性；类似地，在投资波动率的方差分解中，经济增长波动率的贡献十分微弱，意味着经济周期对投资周期没有形成内生影响。可见，在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投资周期本身是根据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形成的，并不是根据经济周期波动而被动地产生的^[4]。

2.我国资本投资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www.xing528.com)

资本投资除与经济总量增长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外，还与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社会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数量比例关系。投资与社会经济结构的简单关系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投资强有力地影响甚至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另一方面，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投资总量的增长和投资的分配。本书所指的社会经济结构主要是指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

区域经济结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地区经济结构是指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以及各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安排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协调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具有长远性质和全国性质的重大战略问题。地区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改善是由投资在各地区的分配比例关系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前，地区经济结构的改善主要是依靠调整国家预算内投资的地区分配结构而实现的。国家从“一五”时期开始把工业建设投资的重点逐步向工业落后的广大内地转移。“一五”期间，集中物力和财力进行了武汉、包头、西安和太原等几个新工业基地的建设。“三五”、“四五”期间又着重投资于西南、西北、湘西、鄂西、豫西等大三线的工业基地。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内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得到提高。中央与地方划分财政收支后，地方的财权逐步扩大，除中央根据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分配固定资产投资外，各地区有权利用自身积累安排本地急需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这样，各地区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改变地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比例都呈增加趋势，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占据最大比例，全国一半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发生在东部地区，如表2-3所示。

表2-3　1982—2012年全国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比例

续 表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9.8%的年均增长速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尽管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但区域经济不均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矛盾仍较为突出，中、西部地区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短板。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巨大的战略空间相继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而这一系列纵深战略的背后则是“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在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实现“保八”目标，这主要得益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由此可见，固定资产投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性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任歌（2011）研究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发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显著，但差距均呈缩小趋势，其中，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要强于东、西部地区，其弹性系数为1.09%，分别高于东、西部地区0.34和0.47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略高于西部地区^[5]。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比例关系。由于研究产业结构的角度不同，产业结构的划分也不一样。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有农轻重结构，有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构等。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投资总量的增长速度强有力地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方向。投资总量速度加快时，对投资品的需求就增多，从而拉动生产投资品的产业扩张。例如，投资规模过大时，就会造成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供应紧张，价格上涨，从而带动这些行业发展。反之，如果投资总量增加缓慢，甚至负增长时，对投资品的需求不旺盛，生产投资品的产业就会相应萎缩。另一方面，投资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现存的产业结构是过去投资产业分配的结果，而现在的投资结构又决定着未来的产业结构。从投资到产业结构形成之间的时滞是由平均建设周期决定的。如果投资效率提高，建设周期缩短，时滞就会缩短。从某一特定时期看，本期的投资分配可能对本期产业结构的改变贡献不大，但从相当长的时期看，产业结构最终还是由投资结构所决定的。由表2-4可以看出，1996年以来，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呈下降趋势，在三大产业中的投资占比最低；第二大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但其所占比例仍超过40%，这与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高有关；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呈上升趋势，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表2-4　1996—2012年我国三大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比例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产业结构提升是一国或地区经济素质的重要表现，在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起着推动和促进的作用。耿修林（2010）就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改变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价值创造中的地位，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带来的影响程度不相同，主要是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地位的影响要相对大于第二产业，并且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促进了社会就业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但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对改变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全社会就业中的地位的影响也存在差别，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就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弹性要稍大于社会就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水平^[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