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投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我国经济的特征是政府主导、封闭的经济。在这种体制下,投资(当时仅限于基本建设领域)总量的确定、投资方向的安排、投资结构的调整均由中央政府决策,地方政府、企业只是执行者。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既没有专门的投资研究机构,也没有专职的研究人员,因此,投资理论的发展非常缓慢。国内学者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模型研究以史晋川模型和宋则行模型为代表。
1.史晋川模型分析
1985年,我国经济学家史晋川以卡莱茨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选择社会物质平衡体系(MPS)中综合统计指标所反映的宏观经济变量作为变量和参数,建立了一个国民经济增长总量模型:
式中:R表示国民收入增长率;ΔY表示国民收入增量;Y 表示国民收入总量;A 表示积累基金;C表示消费基金总额;D表示折旧基金;a表示非生产性积累在积累基金中所占的比重;b表示储蓄中通过银行转化的投资;c表示消费倾向(即实际消费支出占消费基金的比重);v表示本期生产性总投资的效率;iv表示投资效率之差(即本期生产性投资效率与上期生产性投资效率之差)。
从模型可以看出,以国民收入增长衡量的经济增长率R直接取决于积累率的高低、积累中生产性积累所占的比重、消费基金中可以转化为生产性积累的多少、重置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重置投资的效率改善程度。由于在史晋川模型中生产性积累即为生产性投资,模型的含义简言之便是,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性积累的多少、生产性总投资的效率、重置投资的多少以及重置投资的投资效率改善程度。
史晋川模型是以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为基础,以卡莱茨基模型为参考建立起来的,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模型中的变量最终可以归结到投资及投资效率上,因此,该模型突出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二是将社会再生产领域分为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与此相适应,将积累分为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将投资分为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只有生产性投资才能直接决定经济增长,而非生产性投资不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非生产性投资的增加会降低生产性投资的数量,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非生产性投资又可能通过影响生产性投资效率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三是考虑了用折旧基金进行重置投资时,由于投资效率的提高,重置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的促进作用。
2.宋则行模型分析(www.xing528.com)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宋则行教授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型:
式中:g表示以社会最终产值衡量的经济增长率;s表示积累率;P表示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t表示资金—劳动比率;p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宋则行经济增长模型的特点是:其一,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先把经济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就业量增长率ld和劳动生产力增长率p两个组成部分,g=ld+p,然后分别分析两者的决定因素,认为劳动就业量的增长取决于投资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动比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取决于劳动者的积极性、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产业的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等。其二,在分析劳动就业量增长率时,运用马克思的“资本技术构成”范畴,提出资金—劳动比率,与制约投资率的积累率和劳动生产力结合,作为劳动就业量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其三,把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综合因素单独列出,构成模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四,与史晋川模型不同,宋则行模型不是完全按照物质生产平衡体系(MPS)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对物质生产平衡体系加以改造,吸收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优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模型中变量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变量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虽然宋则行模型直接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经济增长率的一般决定因素以及经济增长率和它的决定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但模型的4个自变量中有1个是积累率s,它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看作是投资率的同义语,而其余3个自变量(P、p、t)又是投资的函数,它们的变化取决于投资。这样,经济增长便间接地与投资联系起来。
此外,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密切联系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的实践,重点围绕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益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著作和论文。
关于投资规模的争论,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投资规模过大并不断膨胀。其理论依据是:建设规模超出了国力允许的范围,即超出了国家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允许的范围。提出了用国力衡量投资的一般原则:投资增长速度应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应略低于重工业增长速度和主要投资的增长速度,还应略低于可追加的劳动力增长速度,而投资运行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的投资规模基本合理。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其一,采用投资率指标评价实际年度投资规模得不出我国投资规模过大的结论;其二,从国力论角度进行分析,也得不出我国投资规模过大的结论;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的投资不足。这种观点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就投资规模而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投资不足,而不是投资膨胀。如果是投资膨胀,也是投资结构性膨胀。有关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益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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