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投资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及优化

1.新古典主义

在古典经济学派之后，新古典学派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中，为投资理论的正式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厂商理论和以费雪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资本理论对投资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歇尔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厂商的目标，将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作为厂商行为的基本准则，创立了新古典的厂商理论。马歇尔将市场均衡区分为瞬时均衡、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其中，长期均衡就涉及资本的变动。我们知道，企业的资本存量来源于投资流量，一定时点上的投资则是资本的增量，对新古典厂商模型做一个动态化处理，以揭示厂商在每一个时点上的行为特征，便可以得到厂商投资理论。费雪在研究利率的决定时，明确提出了跨时选择问题。他认为，资本的需求决定于边际生产率，资本的供给（即储蓄）决定于资本的收益率，两者的均衡决定利息率。居民个人的跨期选择则决定于个人的时间偏好和利率。资本的价值可以定义为未来收入流量的现在贴现价值。费雪还在奈特的启发下，将不确定性引入跨时分析，强调风险会增加人们的时间偏好等。他的结论和方法不仅影响了以后产业投资理论的发展，同时还影响了证券投资理论的发展。他提出的净现值标准（NPV）至今仍是产业投资项目决策的重要标准，他提出的“分离定理”则是证券投资理论的重要基石。

2.凯恩斯主义

西方投资理论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1936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发生的现象。总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由于投资需求比消费需求有较强的波动性，因而成了凯恩斯研究的重点。他力求找出一条通过影响投资从而刺激总需求的路径，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纵观凯恩斯有关投资理论的论述，分别体现在他的就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投资乘数理论和利息理论中。

（1）就业理论。就业理论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它的基本内容是阐明失业的原因和寻求解决失业的办法。凯恩斯运用了有效需求的原理分析了失业的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通常都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之所以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关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预期的收益从短期看时高时低，表现为不确定性，从长期看有下降趋势。因此，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会抑制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

对于流动性偏好，凯恩斯认为，利息是人们在一定时期内放弃流动偏好的报酬，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人们对流动偏好的程度的大小。他进一步指出，资本家的投资引诱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两个因素，从长期看，在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的同时，因存在利息率下降的刚性，这就必然造成投资需求的不足，进而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使社会的就业水平经常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

（2）经济危机理论。凯恩斯认为，由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作用必然引起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出现非自愿的失业和经济危机，而且危机是周期性地出现，即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循环运动中，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投资的变动。由于投资的引诱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大小，所以，他说：“我认为商业循环的主要原因，还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循环变动”。

（3）投资乘数理论。投资乘数理论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利用投资乘数原理阐述了在资源闲置条件下投资对收入增加的倍数作用。它从数量角度说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把投资作为因变量，把国民收入作为自变量，阐明投资的变动对国民经济收入增加（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他认为，当一个部门的投资增加时，就必然引起对另一个部门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而又使另一个部门的投资增加。如此连锁影响，以致使一系列部门的收入、就业都会随之增加。

（4）利息理论。凯恩斯的利息理论是以“流动偏好”为基础的，他否定了传统的以“时间偏好”为基础的“时差利息论”。他的利息理论中有关投资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的储蓄支配投资的论点，他认为，实际是投资支配储蓄；二是，投资与储蓄是分属于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动机的经济行为，居民的储蓄增加，只意味着消费的减少，从而就业减少，却并不意味着投资的增加。只有投资的增加，才能使就业增加、收入增加，从而在收入中形成同投资相等的储蓄。

凯恩斯不但在理论上强调投资的重要性，而且在政策主张上也强调投资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困境，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的引诱，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他特别强调，必须由国家干预投资，即“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进而提出了国家干预的主要形式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

由此可见，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始终将投资置于其理论分析的核心地位。可以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极大地促进了投资理论的发展。

在凯恩斯经济理论创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投资理论的发展体现在后凯恩斯主义者创立的经济增长理论和以乘数—加速模型为基础的一系列经济周期理论中。

3.哈罗德—多玛模型(www.xing528.com)

确切地说，凯恩斯提出的投资乘数理论并不是研究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假定社会劳动数量和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达到一定生产水平下的均衡就业量时可以实现的国民收入量。凯恩斯的理论分析不考虑时间因素，也不考虑人口数量、资本存量和技术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因而它是一种短期的准静态理论。

正因为凯恩斯的理论存在一定局限性，英国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埃西·多玛主张将凯恩斯理论加以长期化和动态化，即在人口数量、资本数量和技术条件都可以发生变化的较长时期里考察经济的发展变化，把经济活动看成是一种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活动，从而着重考察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和长期增长的变动趋势。他们二人先后建立了以投资为关键性变量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被以后的经济学家统称为哈罗德—多玛模型。

4.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对“哈罗德—多玛模型”进行了修补，试图建立一个考虑工资率和利息率的变动以及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的更为复杂和比较完整的理论，创立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索洛认为，如果劳动力的增长超过了资本的增长，相对于资本的价格而言，劳动力的价格必然要下降；如果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劳动力的价格就会相对上升。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必然导致生产者用一种要素来替代另一种要素，这样，经济增长的轨迹就不会像哈罗德-多玛模型断言的那样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与哈罗德和多玛不同的是，索洛允许资本和劳动力以不同的速度增长，从而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5.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是由英国的琼·罗宾逊、卡尔多和意大利的帕森奈蒂提出来的。该模型是哈罗德-多玛模型的延伸，和后者一样，其基本观点是增长率决定于储蓄率或投资率，而资本—产出比例是固定不变的。但它旨在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症结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因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途径不在于加速经济增长，而是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并且想要达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表述的那样取决于投入要素比例的变化和技术进步，而认为要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必须靠国家政策对分配比例失调进行干预。

在投资理论方面有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英国经济学家斯科特和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斯特等。

斯科特分析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认为，投资是经济系统化的成本支出，是为了取得预期的结果而对目前消费的牺牲。投资不仅包括物质投资，而且包括人力资本投资。

李斯特认为，投资于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投资于财富生产本身更为有效，投资于综合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财富的增加。在投资制度的选择方面，他明确指出，私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础，国家经济则是以整个民族和社会利益为基础。“诸如保卫国家、维持公共治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数不清的任务，只能借助于整个社会力量才能完成”，要由国家统筹支配举办公益事业的投资。

在微观领域，Chenery（1952）、Kyock（1954）和Eisner（1960）分别得出了灵活加速器理论或者分布滞后的加速器的理论。该理论区分了实际的资本存量和合意的资本存量，着重强调的是产量需求对投资的决定作用。White（1963）在凯恩斯理论的框架内重新讨论了总体投资函数的微观基础，强调了投资函数是市场均衡曲线。乔根森（D.Jorgenson，1963、1967）在产品市场、资本品市场完全竞争和不存在资本品购置、安装、出售成本及生产函数报酬递减等假设条件下，利用跨时期模型，比较标准地给出了新古典主义的厂商投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产业投资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68年，阿罗（Arrow）引入了投资不可逆假设；Eisner与Strotz（1963）、Lucas（1967）、Gould（1968）以及Treadway（1969）则提出了资本调整成本核算的假设；托宾（Tobin）于1969年将厂商投资看作是资本的市场价值与重置价值的比率Q 的函数，企业的市场价值就是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总额，它等于每股的价格乘总股数之积。企业的重置成本是指建造这个企业所需要的成本，该理论率先将产业投资与资本市场联系起来。20世纪70年代后，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成为产业投资研究的重点，多种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决策模型被发展出来，期权定价理论也被引入对不确定条件下的产业投资决策分析，进一步推进了金融投资理论与产业投资理论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