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既是个体行为与市场行为，又是群体行为与社会行为，政府在社会行为管理与引导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的弱势群体。政府于2002年首次提出“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这一概念，此后，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政府提出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下岗职工、体制外的城市人、进城农民工与退休较早的体制内的人。将农民工放入弱势群体源于该群体没有得到《劳动法》的保护，没有享受与城市劳动者同等的待遇，劳动权益与社会权益受到损害，受到歧视。时至今日，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愈来愈明显，外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但仍然没有得到《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仍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社会保障。原因不仅仅在于相关制度不完善，还在于制度的执行不到位，比如，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益的《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时应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订立劳动合同的比例仅为52.4%；在影响因素分析中，与新生代农民工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未能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决策。正如王春光(2010)所言：与农民工流动相关的制度多停留在文件中，没有对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产生应该产生的作用[6]。因此，对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相关的制度政策，不仅应关注其有无，更应该关注相关政策是否发生作用，如果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应该探究没有发挥作用的原因。制度政策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执行更关系到其效应的发挥。
在政策的制定中，应坚持公平原则，公平的制度不是结果公平，而是机会公平，公平的制度能够避免“没有机会”的群体的存在[7]。同时，机会公平意味着政府给所有国民以国民待遇，不存在歧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平的需要。在政策执行中，主要体现为加大监管力度，将政策落在实处。(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