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转型经济体制下，均采取城市偏向政策，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城市偏向政策的实施程度有所不同。期间，经过了两次明显的转变，第一次是发生于1978年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发生在2003年及其以后，表现为以废除农业税为主的农村改革，实施了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等偏向农村的政策，但并未在根本上消除城市偏向[4]。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同样受到城市偏向政策的影响，提出的政策多从城市出发，忽略农村。城市偏向政策对最终回流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公平，也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符。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的意愿与城市和农村发展的需要，均要求在提出建议时，同时考虑农村与城市。对农村而言，如果所有新生代农民工都定居城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金、信息、先进的思想无处而来，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的建立和发展无从谈起。对城市而言，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吸纳迁移人口，但如果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城市承载力有限，给城市管理和环境带来压力。同时，从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意愿来看，31.9%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乡创业或务农，将全部新生代农民工都视为潜在城市居民显然违背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在预调查时，一位农民工在看到态度量表中“城市比农村好”时，明确表示：城市有什么好?吃的、喝的、呼吸的都不是好东西，还是我们农村好!表现出强烈的不留居城市意愿。正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双向格局流动，故应该从农村和城市入手，双管齐下，采取城市与农村并重的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所有流动行为类型的最终实现，正所谓双向影响、双重视野与双轨路径[5]。(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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