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城市流动行为的消极效应与解决方法

(一)实现难度大，不能实现将加重“半城市化”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较高的定居城市意愿促进中国城市化快速平稳发展，但这一效应的发挥需要条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以保持流动为参照组，在回乡务农、回乡创业与定居城市三种流动行为类型中，定居城市流动行为受到的制约因素最多，实现难度最大。定居城市流动行为受到婚姻、教育、家庭收入、打工时间与打工收入、非经济动机与非制度性态度的显著影响。已婚者因为家庭负担加重或与家人分居两地，选择定居城市可能性更低，需要企业提供住房福利、政府向农民工提供幼儿园、公租房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才能减弱已婚对定居城市流动行为的不利影响。教育的提高需要时间的积累、教育资源的配置与教育制度的相关改革。在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务工收入增速降低，因为农民工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务工收入，将同时导致家庭收入增速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以前一年工资水平为基数，从2011年到2015年，外出农民工工资的增速分别为21.2%、11.8%、13.9%、　9.8%与　7.2%，在波动中下降。收入增速的降低，可能弱化新生代农民工的非经济动机，改变对务工、城市的看法，对实现定居城市意愿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没有相应的宏观环境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实现，极可能出现给农村、城市和个人带来不利影响的“半城市化”效应。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的王春光教授(2006)提出“半城市化”概念，他认为：农村流动人口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但没有得到市民的身份与权益，是一种不彻底的市民化，因此，称为“半城市化”，半城市化的实质是不融合，包括城市各系统之间不融合、不同城市人群的不融合与心理上的不认同、排斥与歧视^[17]。现在，半城市化不仅强调农民工难以在城市彻底融入，还强调无法返回农村^[18]。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半城市化发生的可能性更大，该群体虽然具有较高的定居城市意愿，但由于制度(如用工制度、权利分配制度)的制约与个人因素的影响，可能难以实现定居城市的意愿；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农村，尤其不愿意回乡务农，在本次调查中，仅有　6.6%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以后回乡务农。

“半城市化”效应对城市而言，具有定居城市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如果长久不能融入城市，可能产生与城市居民、同事之间的矛盾，影响城市社会安全与稳定。对农村，因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农业联系更为松散，具有定居城市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归传统农业与村落，即使不能融入城市，其拥有的各项资源也难以回归农业与农村，难以对农业与农村做出有力贡献，影响农业与农村发展速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能实现自身的流动意愿与自身的多样化需求，面临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困境，极易成为“苦闷的一代”。

(二)为城市承载力带来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中较高的以定居城市为目的的流动将带来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增加城市的承载压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承载压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流入地的压力；二是对定居地的压力。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选择在打工地定居的比例较少，对打算定居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打工地与定居地分离，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流动将对流入地区与定居地区产生不同的承载力挑战。(www.xing528.com)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认为：城市综合承载力是城市的资源禀赋、生态坏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及其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能力^[19]。对流入地而言，面临更多压力的是资源禀赋、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在流入地，就业机会比较充足，新生代农民工多将就业地作为暂住之所，住在集体宿舍中，减轻了住房压力。但在水资源、能源、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方面，面临较大压力，以水资源为例，水资源已经成为部分城市发展和扩充面临的难题。对定居地而言，则面临较大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压力。在选择定居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近7成将定居地点选择在县城、县级市或地级市，而这些区域的基础设施基础较为薄弱，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还有待提高。

(三)导致农村精英流失，减弱农村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小于上一代农民工流动带来的影响，被调查者认为因个人流动减少家里耕种土地的比例为31.09%，减少农业产量的比例为36.55%；上一代农民工分别为43.70%与53.23%，但对农村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定居城市流动对农村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导致农村精英流失，减弱农村发展的人力资源支撑。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村精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承担者，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贺雪峰(2000)指出：(农村)精英在农村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类型与村庄记忆共同决定村庄性质^[20]。在农民工代际更替的同时，农村精英亦面临代际更替，逐渐转向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新生代农村人口。农民工流动的实质是优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即农村精英是农民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流精英更可能因其在城市职业的固定化产生从农村流失的现象^[21]。本调查结果亦表明：具有定居城市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34年，不仅长于上一代农民工，也长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一般水平。具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后，农村精英流入城市，使农村社区发展缺乏必要的人才资源支持，影响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