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特征的代际比较

行为取向的差异不仅表现为流动具象的差异，更表现为流动动机与其他主观感知的区别。

(一)经济动机弱化，非经济动机强化，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由上一代农民工的主次关系演变为并存关系

在流动动机测量表中，每一个项目的分值区间为1-5，3代表平均水平，大于3表明流动者在这一维度的动机较为强烈；低于3表明流动者在该维度的动机相对较弱。总分值区间为4-20，12为平均水平，低于12表明动机相对较弱，大于12表明动机相对较强。

表4-7 新生代农民工初次流动与现在流动的动机

注：29人为初次外出，故现在流动动机的样本为454。

据表4-7，从动机整体水平来看，不论是初次流动，还是现在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流动动机均介于一般和需要之间，在流动中逐渐强化。初次流动时，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动机为12.75，略超过一般水平。现在外出时，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动机为14.51，超过一般水平与初次外出时的动机水平。

从分维度的动机来看，初次流动与现在流动的动机维度排序均一致，但不同维度的增长幅度不同。在初次流动与现在流动中，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动机各个维度的排序一致，从高到低依次为收入动机、见识本领动机、市民享受的权利动机与城市生活方式动机。初次流动时，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动机和见识本领动机超过平均水平，在城市生活方式与市民享受的权利方面的动机相对较弱，未达平均水平。现在外出时，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动机的各个维度都得到强化，均超过3，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流动动机。但不同维度的动机的增长幅度不同，增长幅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对城市生活方式的需要、对市民享受权利的需要、对收入的需要与对见识本领的需要。

从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比较来看，不管是初次外出还是现在外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动机均高于非经济动机，但二者差距逐渐缩小，且呈并存关系。初次外出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动机高于非经济动机0.84；现在外出时，二者差距为0.72，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中非经济动机强化程度高于经济动机强化程度；二者差距未超过1，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呈现并存格局。该调查结果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动机的现有研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动机具有生存型与发展型并存、并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特点。生存型的动机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仍然注重经济收入，可视为经济动机，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发展型的流动不仅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注重个人能力提升，还注重个人权利的实现，可视为非经济动机，具有价值理性的色彩。学术界在首次提出“新生代的农村流动人口”概念时，已强调该群体对基本公民权利的追求^[16]。

上一代农民工在初次流动与现在流动的动机分值如下表所示：

表4-8 上一代农民工初次流动与现在流动的动机

注：两人为初次外出，现在流动动机的样本为323。

上一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动机与现在外出动机均处于一般到需要之间，即中等偏强水平，且随着流动逐渐强化。初次外出时，上一代农民工的动机为12.42，略超过一般水平。在流动中，上一代农民工的流动动机得到强化，现在外出动机为13.73，高于初次外出时的水平。

不同维度的动机排序稳定，但上一代农民工对市民权利的需求上升最快。无论是初次外出还是现在外出，上一代农民工流动动机从高到低的排序均为收入动机、见识本领动机、市民享受的权利动机与城市生活方式动机。初次外出时，对收入的需求介于需要与非常需要之间，对城市生活方式与市民享受的权利的需求介于不需要到一般之间，其中，对城市生活方式的需求更接近不需要，对市民权利的需求更接近一般。现在外出时，上一代农民工仍然对收入的需求最为强烈。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对市民权利的需求，从初次流动时的　2.76提高到现在流动时的　3.20，即从不到一般水平提高到超过一般水平。

虽然上一代农民工在流动中的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差距不断缩小，但二者仍为主次关系。初次流动时，经济动机超过非经济动机1.41；现在外出时，超过1.15。现在外出与初次外出经济动机高于非经济动机的幅度均超过1，表明上一代农民工在流动中，其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处于不同等级，经济动机是其主要动机。

初次流动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流动动机更能说明不同代际现在行为取向的差异，故选择现在外出动机进行代际对比。

两代农民工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动机、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给定的0.05，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整体动机与分维度动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农民工流动动机的代际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流动动机整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动机更强；从不同的维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动机更弱，非经济动机更强。据图4-1，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动机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在动机的不同维度，仅经济动机弱于上一代农民工，非经济动机及其每一组成部分均强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动机较上一代弱化，而非经济动机较上一代强化，这一变化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贝尔(Daniel Bell，1976)认为，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主要任务不同，在前工业社会，其主要内容是对付自然；在工业社会，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生产的商品)；在后工业社会，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17]。中国亦面临社会生活重心的转变，从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中国的发展以经济为核心，随着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现在已经进入追求经济与社会、城市和乡村、不同区域、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个人行为的动机也逐渐从经济动机转变为非经济动机。在农民工群体中，不仅上一代农民工群体的非经济动机在流动中逐渐强化，而且，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追求收入的动机更弱，更加注重对见识本领、城市生活方式与市民权利等非经济动机的追求。

图4-1 农民工现在流动动机的代际比较

另一方面，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由上一代农民工的主次关系演变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并存关系。现在外出时，上一代农民工经济动机高于非经济动机的值超过1，为1.15，表明上一代农民工在流动中，其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处于不同水平。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差距在1以内，为0.72，表明二者在同一水平中。上一代农民工的经济基础较差，家庭负担较重，对收入的渴望更加强烈，故流动动机中经济动机占据主导地位。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收入状况好于上一代农民工，部分未婚未生育，在已婚已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生育子女数量较少，家庭负担较轻；个体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仍属于低收入人群，但该群体既有追求个人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又具有追求个人发展的能力，其流动动机必然表现为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并存的特点。

流动动机虽然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差异的根源，但两代农民工在流动意愿、公平感等心理因素与满意度等方面的主观感知差异同样有利于把握农民工流动行为的代际差异。

(二)流动意愿非农化倾向明显，以定居城市意愿为主

流动意愿作为本书区分流动行为类型的标准，对农民工流动现状与走向把握十分重要。根据农民工流动现状与预调查的访谈结果，将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分为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四种类型，在此分类标准下，可将流动行为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保持流动类型、回乡创业类型、回乡务农类型与定居城市类型。

表4-9 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与代际差异　单位：%

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及其代际差异见表4-9。根据表4-9，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意愿是定居城市与回乡创业，凸显非农化特点；而上一代农民工的主要意愿是保持流动与回乡务农，农业化倾向明显。据本次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排在首位的是定居城市意愿，为49.3%，第二位为回乡创业意愿，为25.3%，二者合计74.6%，非农化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主要意愿。在非农化意愿中，定居城市是主要类型，但回乡创业也占据一定比例。上一代农民工占据首位的意愿是保持流动意愿，第二位是回乡务农意愿。两独立样本游程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二者在务工打算分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与悦中山等人(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利用深圳调查数据，悦中山等人发现，在流动意愿的代际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化倾向更明显，主体为非农化意愿^[18]。

(三)整体态度倾向中立，但对务工认同度略低

态度量表各个维度的分值为1-5，中位值为3，分值越高，态度越积极。总分值区间为7-35，分值越高，态度越积极，中位值为21，态度总分为21表明持中立态度，小于21表明流动者对流动及其相关因素持消极评价，反之，大于21则表明持积极评价。

表4-10显示：两代农民工对流动的态度均接近于中立水平。农民工对务工、城市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对户口持中立态度，对住房价格与教育、医疗、养老等制度持消极评价，认为是阻碍流动的因素。根据湖南省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在湖南省农村家庭收入中，务工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农民工较易对务工赋予正面评价。流动者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候鸟式移动，城市的市容市貌、基础设施等与简陋的乡村形成鲜明对比，对城市形成正面评价。户口曾经被视为阻碍农民工流动、迁移的主要制度，但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附着于户口上的权利正在逐渐剥离，农民工对之产生比较中立的评价。对直接涉及权利分配的住房、医疗、养老制度与关系个人人力资本存量的教育制度，新生代农民工给予消极评价。农民工的工资近年来稳步提高，但提高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的上涨速度；同时，农民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较少参与住房公积金，高昂的房价是定居城市的一堵墙，在选择定居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中，81.46%都认为房价是影响定居地点的因素之一。农民工对教育的评价最低，一方面源于他们已经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发现高学历者更有可能拥有收入更高且更稳定、就业环境更好的工作；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城乡分配不公，农村教育资源的整合增加了家庭与受教育者的负担，以笔者调查的湖南省西部的乃村为例，该村地处山区，村小学位于村委会附近，开设年级逐渐萎缩，2005年，开设一到五年级，现在仅开设一到三年级，四年级及其以上需要到距离本村8公里的中都乡中心小学住校就读。此类现象在偏远的山区并不少见。就学距离过远将增加家庭教育成本。在认识到教育积极作用与农村教育现状不乐观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对教育赋予消极评价。现有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已部分覆盖农民工群体，但农民工参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比例不高，水平较低，也易导致农民工对医疗、养老制度形成负面评价。

表4-10 新生代农民工对流动的态度及其代际差异　单位：%

续表

不同维度的代际比较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态度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均持相对中立的态度。在态度的不同维度中，两代农民工对教育的评价完全一致，均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农村教育令人担忧的现状；差异最大的是对务工的评价，上一代农民工除依靠农业与务工外，较少存在其他途径增加家庭收入，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较高的受教育年限以及相对较好的家庭条件与较轻的家庭负担，有机会通过自己创业、技术培训、继续学习等改变自己的命运，对务工认同度相对较低。(www.xing528.com)

(四)两代农民工整体相对剥夺感均较强，但不同维度的差异方向不同

在相对剥夺感量表中，包含与城市居民、与老家邻居相比的收入感知位置以及与城市居民相比的社会保障感知位置。单个维度的分值区间为1-5，3为中间值，低于3表明相对剥夺感强，高于3表明相对剥夺感较低。总分在3-15之间，分值越高，相对剥夺感越低，反之，分值愈低，相对剥夺感愈强，9为中间值，高于9表明说明被调查者在与城市居民与农村邻居的收入与社会保障比较中，感觉良好，相对剥夺感低；低于9则相对剥夺感强。

表4-11 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及其代际差异

两代农民工的整体相对剥夺感十分接近。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他们在城市均属于外来群体，均处于弱势地位，在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较中，存在相似的相对剥夺感。在与农村邻居收入的比较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略强，新生代农民工在与老家邻居收入对比中略强的相对剥夺感可能源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农村生活经历更长，对农村的收入状况了解更为清晰。在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对比中，新生代农民工享受3-5种社会保险的比例更高，相对剥夺感低于上一代农民工。

(五)整体公平感略低

新生代农民工公平感及其代际差异比较见表4-12。

表4-12 新生代农民工公平感及其代际差异

注：1份样本未填写“社会不公平”选项，故新生代农民工样本量为482。

公平感量表在各个维度的得分越高，公平感越强烈，中间水平为3。总分值在7—35之间，分值越低，不公平感越强烈；中间值为21，高于21表明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公平感，低于21表明公平感较低。

表4-12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公平感方面均处于较低水平，且均未超过平均水平，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平感更低。该结果与李培林、李炜(2010)的分析一致：近年来，随着不公平感更为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增加，农民工群体的公平感已经由介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变为位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后^[19]。从代际比较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平感总分为17.69，仅为中间水平的84.2%，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较强的不公平感；在公平感的各个维度，均低于3的中间水平，无论在内部公平方面还是在外部公平方面，都表现为较低的公平感。在不同维度，虽然两代农民工公平感分值最高的均为晋升，但最低的维度不一致，新生代农民工为“做得多，得到少”，而上一代农民工是对社会整体公平感知，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更在乎与他人的比较，本身的弱势地位与高预期等因素导致在比较之中产生不公平感。在各个维度的比较中，差异最大的是“无机会参与管理”，在职业构成中，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管理员的比例较上一代农民工高1.6个百分点，但多为管理层次较低的岗位，拥有管理权限较少，与较少参加管理的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更能体会到企业管理中的不公平，因此，该维度的值更低，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归属感和平等的追求较上一代农民工强烈。

(六)从众程度低于上一代农民工

从众心理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心理现象，不同人群仅有程度的不同，而不是有无的差异，从众心理越明显，越容易在流动信息和流动规范方面受到自己所属群体的影响，从而影响流动选择。反之，个人在流动信息与流动规范方面越少受制于所属群体，联系越松散，表明从众程度越低，更易做出自主选择。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均受到自己所属群体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不管是在信息影响还是在规范影响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所受影响均较之上一代农民工更低。本研究包括由信息需要产生的从众心理与由遵守规范以获得归属需要产生的从众心理。新生代农民工对问题“多少信息来自同乡”的选择结果显示：与同乡无关或极少部分来自同乡的比例为47.2%，大部分和完全来自同乡的比例为52.8%；上一代农民工相应的比例分别为32.3%与67.7%，表明上一代农民工在信息需要方面的从众心理更为普遍。在“自己打工是因为同村人打工”的选择中，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是的比例为39.5%，与同乡有关联的比例为36.8%，其余23.6%说不清自己外出是否与同乡外出有关；而上一代农民工相应的比例分别为40.9%、43.7%与15.4%，上一代农民工中受规范影响外出的比重更高。二者对比可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时受农民工群体的信息影响小于上一代农民工，该结果与新生代农民工更宽的就业途径和更宽的信息渠道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途径中依靠亲戚、朋友与同乡的比例较上一代农民工低11.1个百分点，业余休闲方式中上网的比例明显高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受规范影响相对较小，选择与同乡有关的比例更低，流动行为选择更加自主。此外，群体内部选择的差异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众心理的差异，如果群体在某一指标选择中的差异越小，表明选择越分散，从众程度更低；反之，群体选择差异越大，表明选择越集中，从众程度越高。以现在外出动机为例，新生代农民工现在外出动机均值的全距为0.96，明显低于上一代农民工1.57的全距水平。

(七)参照点依赖心理更普遍，参照点对象多为城市人，而非上一代农民工的农村人

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都受到参照点的影响，参照点不同，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也不同。问卷中，参照点依赖主要通过过滤问题(H1)与相倚问题(H2)体现，H1体现了参照点依赖的普遍程度，H2体现了具体的参照点。

新生代农民工在“是否与他人比较”中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即参照点依赖心理更普遍；在将谁作为第一比较对象中，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超过一半将城市人作为第一比较对象，而上一代农民工中近三分之二选择农村人作为第一比较对象。因此，在参照点对象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本次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中，与他人比较的比例为77.6%，将比较对象分为三类：城市人(包括城里同事、城里同龄人与城里人)、农村人(包括同乡同事、父辈与老家未外出邻居)与其他人，流动中与他人比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比较对象在三类间的比例分别为52.5%、46.5%与1%，其他人如大老板、比尔·盖次等，将城市人作为第一比较对象的比例超过一半，高于将农村人作为第一比较对象6个百分点。上一代农民工与他人比较的比例为74.8%，在与他人比较的上一代农民工中，更多选择以农村人作为比较对象。在上一代农民工中，将城市人作为第一比较对象的比例是34%，将农村人作为第一比较对象的比例是65.1%，将其他人作为第一比较对象的比例为0.9%。

新生代农民工更低的从众心理与更高的以城市人为参照点的参照点依赖心理，表明新生代是一个渴望融入城市、逐渐摆脱现有身份的群体。

(八)风险偏好表现为风险追寻型，而非上一代农民工的风险中立型

个人与群体受到不同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不同的风险偏好。在相同条件下，风险偏好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将做出不同选择，风险厌恶的群体，可能做出不流动的选择，因为流动存在风险；对风险中立者，更倾向于保持流动现状；而风险追寻者则试图通过不断的流动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或选择风险较高的回乡创业类型。

赫塞和艾尔克·韦伯编制的风险量表以及构建的风险偏好指数虽然具有较高的信度，但在农民工调查中，由于量表本身的难度而缺乏可行性。因此，在正式调查中，通过一个收入偏好陈述与一个损失偏好陈述粗略反映农民工的风险偏好。结合之后，分值在2-6之间，中位数为4，此时表现为风险中立，小于4为风险厌恶，大于4为风险追寻。

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风险偏好方面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表现为风险追寻型，上一代农民工为风险中立型。本次调查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风险偏好方面的平均分值为　4.43，从性质上来看，属于风险追寻型；上一代农民工为　4.00，表现为风险中立型。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偏好为风险追寻型可能与其年龄有关，越是年轻的群体，越具有冒险精神，其风险偏好呈现为风险追寻的可能性更高。

(九)工作满意度略低于上一代农民工，但不同维度差异不同

本调查工作满意度量表的各个维度分值越高，满意度水平越高，3为中间水平。总分值区间为7-35，满意度与分值成正比，中间值为21，高于21表明工作满意度相对较高，低于21表明工作满意度较低。

表4-13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总体均值为20.60，接近中位水平，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处于中间水平，既没有满意，也没有不满意。但各个维度的满意度存在较大差异，工作环境与人际关系位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而在其他维度以及工作总体感知则未达一般水平。该调查结果与赵智晶、吴秀敏、陈科宇、杨易(2010)年的研究结果类似，通过对成都市266名农民工的调查，他们发现：在工作满意度的各个维度，在工作环境与人际关系方面均超过中间水平，介于一般到比较满意之间^[20]。

表4-13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及其代际差值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与之十分接近，满意度最高的均为人际关系，最低的均为社会保障。虽然农民工在寻找工作途径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均以个人已有社会网络为主，多与亲戚、同乡、同学等关系相对亲密的人一起工作，因此，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普遍高于其他维度；在社会保障方面，虽然他们享有的社会保障程度不同，但均处于较低水平是不争的事实。

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工作满意度方面的差异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工作满意度略低，在劳动报酬、工作环境和目前工作三个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劳动报酬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相对更低的报酬和更高的心理预期，满意度更低；在工作环境方面，由于两代农民工就业行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而上一代农民工在就业环境较差的建筑业的就业比例更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满意度更高；在目前工作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较高的就业期望和相对较低的报酬水平等导致其满意度低于上一代农民工。

(十)城市生活满意度中基本满意更高，不满意与比较满意更低

在城市的工作虽然是新生代农民工全部生活的主要方面，但城市生活与之紧密相关。对于农民工这一相对于城市而言的外来群体，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与其是否定居这座城市还是短暂的停留等流动行为密不可分。

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基本满意者的比例更高，很不满意、不满意与比较满意、满意的比例都更低。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满意度中，基本满意占据主导地位，比例为67.3%，很不满意与不满意为18.5%，比较满意与满意为14.2%，上一代农民工对应的比例分别为64%、20.6%与16.4%。

(十一)身份认知呈模糊化倾向，而非上一代农民工的农民化倾向

农民工的身份认知对其流动归属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李义波、朱考金(2010)认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城市归属相互联系^[21]。因此，不同的身份认同将与不同的城市归属联系，例如，如果认同自己为市民，倾向于选择定居城市的流动模式；如果认同自己为农民，则更倾向于回乡或保持流动直到不能流动为止。

两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的差异表现为：上一代农民工呈现农民化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呈现模糊化倾向。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现在是市民、农民以及说不清现在身份的比例分别为　9.5%、46.6%与43.9%，上一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　9.2%、69.2%与21.6%。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不到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同时，由于年龄较低，社会经历不丰富，身份认同较模糊，近半数的被调查者无法就自身的身份认知给出确切的回答；上一代农民工表现出明显的农民化倾向，超过三分之二的上一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