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比较及特征优化

(一)流入地区更集中于广东省

结合湖南省农民工流入地区的特点，本研究将流入地分为三类：广东省、湖南省与其他地区，两代农民工流入地区分布见下表：

表4-3 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地区分布及其代际差异　单位：%

续表

在流入地区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农民工更为集中，且主要集中在广东省；上一代农民工的分布相对分散，主要分布区域为省内。据表4-3可知：湖南省新生代农民工更多选择在广东省就业，接近总数的60%，远远高于上一代农民工37.8%的水平；上一代农民工由于照顾家庭等因素，省内就业高于新生代农民工13.2个百分点；在其他地区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较上一代农民工低　7.8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跨省流动与其强烈的非经济动机有关，根据《南方周末》的调查，虽然富士康、宝成等用工大户在农民工流出地开设制造基地，但年轻人仍然愿意去外地(如广东)的富士康、宝成上班，在当地仅能找到四十岁左右的劳动力，并且以四十岁左右的女性劳动力为主，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外出能增加更多的见识^[14]。

(二)更换工作地点与工作的频率更高

更换工作地点频率指外出后平均每年更换工作地点的数量，是外出后曾到市的数量与外出累积时间的比值；工作更换频率是2010年更换工作的次数。

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地点与工作的频率均高于上一代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后平均每年到1.17个市，2010年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为0.72次；上一代农民工的对应指标值分别为：0.53个市、0.67次。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更换工作地点的频率更高，是上一代农民工的　2.2倍；更换工作次数亦高于上一代农民工，但差异比地区更换频率小。农民工属于就业不稳定的群体，就业稳定性与个人年龄呈倒“U”关系，即在年轻和年老时，就业不稳定性增加，更换工作的频率较高，而在中年时期，就业相对稳定。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2.92岁，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1.66岁，故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率更高。

(三)务工方式向全职非农转变，与农业联系更为松散

务工方式可反映农民工在外出务工、在家务农以及休息等方面的时间分配，亦可反映农民工与农业的密切程度。

表4-4 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方式及其代际差异　单位：%

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方式以常年务工为主，亦工亦农的比例远低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务工、有时务工和有时休息的比例合计为88.4%，比上一代农民工高11.1个百分点，但有时务工有时务农的比例比上一代农民工低11.4个百分点。该比较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时间安排主要表现为工作与休息时间，务农时间相对较少，与农业的联系更为松散。根据笔者的观察，农忙时节，田间地头很少能看到30岁及以下的劳动力。本次调查结果与观察结果一致，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与农业联系更为松散。

(四)求职途径仍以社会资本为主，但求职自主性更强

虽然两代农民工占据主导地位的求职方式均为个人社会资本，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求职方式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依靠社会资本求职的比例降低，依靠个人寻找工作的比例升高，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求职方面的自主性有所提高。在本次调查中，求职途径虽然分为七种，但就其本质而言，主要可分为“亲戚朋友、老乡帮忙”与“自己寻找”两种。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依靠亲戚朋友获取工作的比例为67.7%，自己寻找为32.3%；上一代农民工对应的比例分别为78.8%与21.2%。两代农民工依靠社会资本的比例均超过六成，但新生代农民工依靠自己寻找工作的比例高于上一代农民工11.1个百分点，显示出更强的自主性。

(五)行业分布更为集中，但职业分布相对分散

虽然在调查中将农民工的行业区分很细，在录入数据时，笔者发现在行业方面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与其他行业，将采掘业并入制造业；职业分布将司机并入其他类。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职业分布如表4-5所示。

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行业分布的差异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较多分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占到总体的76.8%，分布相对集中；上一代农民工更多分布与制造业与建筑业，占到总量的55%，分布相对分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排在前三位的行业依次为制造业、服务业与建筑业，而上一代农民工的排序是制造业、建筑业与服务业；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两代农民工差距最大的是建筑业，新生代农民工在建筑业从业的比例比上一代农民工低15.6个百分点。一般而言，建筑业的收入水平更高，但建筑业的工作环境与居住环境均差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作为家庭负担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故到该行业就业的比重更低。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布相对分散。新生代农民工排在前三位的职业分别是工人、技术员与服务员，占总量的72.5%，上一代农民工的分布相对集中，排在前三位的职业仍然是工人、技术员与服务员，但三者占总量的比例为78.5%。个体职业选择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上一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更长，其职业分布因此更为集中。

表4-5 新生代农民工行业、职业分布及其代际差异　单位：%

续表

(六)工作时间略低，但存在高于法定水平的工作时间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与上一代农民工的差异不大，但低于上一代农民工，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农民工工作时间表现为每周最少工作时间、每周最多工作时间与每天最少工作时间、每天最多工作时间。调查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每周最少工作时间平均为　5.57天，最多工作时间平均为　6.66天，每天最少工作时间平均为　8.33小时，每天最多工作时间平均为11.34小时；上一代农民工四个指标的对应指标值分别为　5.64、　6.83、　8.53与12.14。在调查中，一位新生代农民工明确指出：虽然加班可以赚取更高的收入，但加班过长，感觉太累，自己现在又不十分需要钱，愿意将工作时间控制在自己身体可接受的范围内。他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想法，在该想法之下，工作时间自然短于上一代农民工。

与国家法定工作时间相比，不管是每周最多工作时间还是每天最多工作时间，均超法定水平。《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每周最多工作时间平均为　6.66天，高于《劳动法》规定的上限——6天；每天最多工作时间平均为11.34小时，仍然高于《劳动法》规定的上限——11个小时。(www.xing528.com)

(七)两代农民工收支状况比较接近，但工资拖欠时间更短

收支状况主要包括近一年的月平均收入、收入变化、收入支出比较结果与每月的房租生活费用支出与工资拖欠时间。

1.打工月收入虽有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且略低于上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分布、平均月收入及其代际比较如下表所示：

表4-6 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及其代际差异　单位：%、元

注：月平均收入根据分组资料计算而得，在1 000元以下组，根据各地最低工资水平，假定为900，在最高组，假定为3 250。因此，该月平均收入是估算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平均月收入略低于上一代农民工，低收入水平(1 500元以下)大致相当，高收入水平(2 501元以上)更少。随着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7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1 500元以上，因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农民工工资长期处于绝对低水平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调查中，一位农民工朋友写道：“我的月收入在5年前只有300到400元”，现在，已经位于1 501-2 000元区间。但与城镇职工相比，仍然处于低水平，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10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月收入为3 047元，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约为全国城镇职工的65.70%。以往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中低收入者比例更高，高收入比例更低^[15]。与本调查结果联系起来，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收入差距正在缩小。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虽然略低于上一代农民工，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与上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加，在收入方面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未来必将超越上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2.收入变化趋势趋同

两代农民工收入变化趋势均以不断增加为主。新生代农民工在收入不断增加、时升时降、基本不变与趋于减少四个方面的频率分布如下：41.6%、31.1%、25.5%与1.9%，上一代农民工则依次为42.8%、32.3%、23.1%与1.5%。随着农民工供需关系的改变以及全国工资水平的上涨，占据主导地位的变动方向均为“不断增加”，二者在收入变动方面差异较小。农民工对收入变化趋势与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两代农民工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之下，故收入变化趋势趋同。

3.支出小于、大于收入的比例更低，支出等于收入的比例更高

本次调查将收支情况分为三种：支出小于收入、支出等于收入与支出大于收入。调查数据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支出小于收入的比例为83.9%，支出等于收入的比例为　7.9%，　8.2%的新生代农民工支出大于收入，表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结余。上一代农民工支出小于收入、支出等于收入、支出大于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5.3%、4%与10.7%。新生代农民工与之相比，支出小于收入的比例略低，可能与新生代农民工更强的消费意愿有关；支出大于收入比例低于上一代农民工，可能与上一代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密不可分；支出等于收入的比例更高，可能与年轻群体及时消费的心理有关。

4.生活必需开支略低于上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房租、吃穿月均支出略低于上一代农民工，可能与家庭流动有关。作为城市的外来人，房租和吃穿的费用必不可少(包吃包住除外)，除包吃包住者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房租、吃穿支出为999元，约占其月均收入的一半；上一代农民工为1 083元，为其月均收入的52%。本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家庭打工人数平均为　2.4人，最多为8人，家庭平均打工人数超过两人，表明存在家庭流动倾向。在家庭流动中，房租生活费等日常开支多由父辈承担，上一代农民工的生活必需支出更高。

5.工资拖欠时间更短

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拖欠时间低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拖欠时间平均为1.28个月，上一代农民工为　2.96个月。两代农民工在工资拖欠时间方面的差异主要源于就业行业的差异，在制造业、服务业与建筑业中，建筑业拖欠工资时有发生，上一代农民工在建筑业中从业的比例远高于新生代农民工，故其工资拖欠时间更长。

(八)劳动合同签订率更高，五险一金参与率更低，但参与种类更多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于法定要求，但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为劳动者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用。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为52.4%，未达到《劳动合同法》的要求，但高于上一代农民工46.1%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水平。

在五险一金方面，两代农民工相比，上一代农民工因为较长的工作时间与较低的更换工作频率，其社会保险参与率高于新生代农民工，但新生代农民工享受3-5种社会保险的比例更高。在被调查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什么也没参加的比例为34.8%，不知道是否参加的比例为12.2%，确定已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为53.0%，其中，仅参加一种保险的比例为30.3%，参加两种、三种、四种和五种的比例分别为11.9%、　5.7%、　2.7%与　2.5%，参与较多的是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与养老保险，参与最少的是住房公积金；上一代农民工什么也没参加的比例为32.9%，不知道是否参加的比例为　9.2%，社会保险参与率为57.9%，其中，仅参加一种保险的比例为32.6%，参加两种、三种、四种和五种的比例分别为16.9%、　5.1%、1.8%与0.6%，参与较多的是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与养老保险，参与最少的仍然是住房公积金。

(九)失业时间略长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失业时间为1.58个月，上一代农民工为1.46个月，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失业时间相对较长。相对较长的失业时间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更换更加频繁有关，工作更换越频繁，用于搜寻工作的时间将增加，失业时间随之延长。

(十)参与企业管理的比重更高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职业中管理员比例更高以及个人追求发展、追求公平等因素的影响，参与企业管理的比例更高。在本次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过企业管理的比例为23%，未参与企业管理的比例为77%；在上一代农民工中，对应数值分别为19.7%和80.3%。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参与企业管理的比重不高，但高出上一代农民工　3.3个百分点。

(十一)遭遇工作不公平待遇接近，但处理方式更公开

两代农民工在工作中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比例大致接近，但在应对方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选择维护个人权益的做法，选择忍耐的比例低于上一代农民工，选择投诉、辞职的比例更高。据本次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遇到过不公平待遇的比例为82.4%，面对不公平待遇，选择忍耐、投诉、辞职与不知道怎么办的比例分别为49.7%、23.6%、19.5%与　7.2%；上一代农民工遇到不公平工作待遇的比例为81.2%，在应对不公平待遇的做法中，忍耐为57.5%，投诉为20%，辞职为12.6%，不知道怎么办的有　9.8%。两代农民工遭遇不公待遇的比例均超过八成，但处理不公待遇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借助公开的方式，而上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忍耐。

(十二)休闲方式以睡觉、看电视为主，但更现代化与都市化

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休闲方式方面的区别体现为：新生代农民工休闲方式的都市色彩与现代色彩更浓。休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的生活方式。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休闲方式由主到次依次为睡觉(56.1%)、看电视(15.7%)、上网(12.8%)、打牌或买彩(　6.6%)、看书报(　4.1%)、逛街(　3.1%)与其他(1.4%)，在其他中，有运动、健身、旅游、喝茶、散步等非常都市化的休闲方式。上一代农民工排在第一的仍然为睡觉(55.7%)，第二位的为看电视(26.5%)，第三位为打牌或买彩(　8.6%)，接下来分别为看书报(　3.7%)、上网(　2.5%)、逛街(1.8%)与其他(0.9%)。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传统的看电视、打牌或买彩更少，现代化与都市化的休闲方式——上网的比例高出10.3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