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研究评价与优化策略

国内较具典型意义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研究成果将为本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理论框架缺陷导致的研究内容不足，二是由于忽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构成差异导致的研究方法不足。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研究理论框架不足表现有二，一是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研究中，理性预设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性质不匹配；二是虽然有学者提出建立新的分析框架，但并不具体和完整。在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中，几乎都隐含着行动者理性的预设。流动作为一种行为选择，研究者在分析这一选择行为时，同样需要预设行为主体的理性。农民曾经被作为“愚昧”“无知”与“落后”的代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农民也具有某种理性。在“有限理性”被广为接受之前，存在“道义经济”(the normal economy)与“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之争，前者以苏联社会农学研究者恰亚诺夫(Chayanov)、美国东亚问题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与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为代表，后者以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与美国学者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为代表。提倡“道义经济”的学者认为：农民的行为选择以生存为目标，推崇“生存理性”，追求最小化代价；而提倡“理性小农”的学者认为：农民追求最大化收益。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不管是最小化代价还是最大化收益，都是追求最大化效用的经济理性的表现^[106]。流动者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作为流动的直接决策者，在西方人口流动(迁移)理论中，主流理论亦体现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为代表的人口迁移研究者认为：迁移是个人寻找利益最大化与最小的成本的合理决策过程^[107]；在以托达罗为代表的预期收入理论中，将流动者描述为可以清楚计量流动所带来的收入(城市工资水平及其就业概率)和成本的决策者^[108]，鲜明地体现了完全理性假设。

国内在分析农民工现象时，对农民工流动行为中的理性程度认识同样经历了从非理性到完全理性的变迁。中国初现农民工、民工潮现象时，社会将其视为“盲流”，认为农民工的流动是盲目无序的行为。随着经典人口理论的传入，虽然对经典人口流动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进，但较有影响的研究多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蔡昉(2007)在分析流动人口时，假设所有的行动者(包括农民、市民、各级各地政府的政策制定者)都具有经济理性^[109]。王国辉(2006)认为：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本质是追求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的行为^[110]。

虽然完全理性能简化分析，建立精密的模型，但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诸如完备对称的信息与行为人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不符合现实，直接动摇了完全理性的现实性。信息有利于消除不确定性，因此，在决策中，信息能有效降低决策风险。但潜在的流动者在决策时，面临复杂的环境与较多的选择，不可能掌握完备对称的信息。例如，中国农民工在进行流入地决策时，既可选择省内流动，也可选择跨省流动；在跨省流动中，存在由30个省份组成的选择目标集，潜在流动者由于个人能力有限与较高成本等原因不可能收集到30个省份所有相关信息，不可能获得完备对称的信息。现实中，潜在的流动者更多依靠已流动者获取部分信息以支持其流动决策^[111]，即采取易得式启发进行风险决策。即使获取较多信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同样无法做出收益最大化决策。在包括流动行为决策在内的所有决策行为中，不存在完备对称信息，不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决策者。因此，理性经济人假设备受质疑，完全理性分析下“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闪现耀眼的科学光环，但是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却受到越来越明显的限制”^[112]。古德(CWJ.Goode，1997)嘲讽那些极端理性主义者：“只有那些白痴才相信理论选择理论的主要教条，他们几乎不关注真实的生活行为。”^[113]。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延续了这一分析框架的精髓：完全理性假设。但完全理性假设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分析中失真。

在理论研究中，即使可将完全理性作为理论分析的预设前提，也仅在工具理性行为类型中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完全理性假设源于经济学，使用于经济学，经济学正是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经济学体系。但部分经济学家使用经济学工具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展，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贝克尔(Gary.S.Becker，2008)认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114]。但人类行为可根据一定的标准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行为具有不同的实现逻辑，适用不同的分析方法。韦伯(Marx.Web，2010)将社会行动^[115]根据取向不同分为以下四类：工具理性社会行动、价值理性社会行动、情绪(尤其是情感)社会行动与传统社会行动。同时，其还指出：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价值理性总是无理性的，当价值理性行动者越是无条件地追求某种价值观念时，他就越不考虑自身行动的结果^[116]。由此可见，价值行动无法运用工具理性的计算原则进行分析。人口流动行为不是源于习惯的传统社会行动，也不是源于潜在流动者具体情感和情绪状态的情绪社会行动。在现有人口流动行为分析中，多认为人口流动行为属于工具理性社会行动，而工具理性社会行动是完全理性地考虑目的、手段与后果的行为，因此，研究者自然地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其流动动机呈现多样化特点，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并存，行为取向多样化，既包含工具理性的成分，又带有价值理性^[117]的色彩，而价值理性社会行动的取向是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成本、效用难以计量，自然不能使用完全理性假设。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取向的变化在宏观方面表现为农民工问题性质的转变，黄乾(2007)指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的主体、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转变与城市、农村就业环境的改变，农民工就业问题已经由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政策问题与公共问题^[118]。(www.xing528.com)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完全理性下的人口流动分析因为其假设前提脱离现实，使其不能用来预测人们的实际行为选择。单就理论分析之便来看，如果完全理性假设可以作为行为研究的预设前提，也只能用于工具理性行为，对流动动机多样化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而言，则不适用于该预设前提。因此，不管是从预设前提的现实性来看，还是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的性质来看，均不适用于完全理性假设。

另一方面，虽然部分学者提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分析框架，但未具体化，未用于实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因其特殊的流动动机，一般农民工分析不能有力解释其流动行为。早在2003年，罗霞、王春光已经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分析的可行方向：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动因的多样化，单一因素的分析无法深入阐释其行为选择，其行为在惯习和社会场域^[119]的互动中产生^[120]，即可从惯习与社会场域的互动中寻找行为产生的具体原因。该观点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研究提供了较好思路，表明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研究中，应该同等重视环境因素与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的影响，但这一观点在以后的相关研究中，并未得到较好的体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的惯习和场域并未具体化，未付诸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分析框架的不足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内容不够完整与细化，主要表现为现有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虽然认识到心理因素对流动行为的影响，但缺乏对心理因素系统、实证与定量的研究。在完全理性假设下的分析不用考虑心理因素的影响，但行为作为个体对外界变化的反映，不仅仅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个体心理因素的制约。在现有西方人口流动行为心理因素研究中，关注价值、态度、感知与动机对流动行为的影响^[121]。国内在研究人口流动行为时，部分研究分析了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及其对流动的影响，例如，刘怀廉(2005)认为：农民工的快富奔小康心理、追求身份转变心理、救急解困心理、求安怕险心理、横比攀高心理、干事创业的心理、小富即安心理、从众心理影响农民工的就业行为^[122]。胡凯、胡莹(2009)分析了隔离感、失落感、不满情绪与自卑等心理因素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123]；近两年的研究更多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现状^[124]及其相关因素^[125]。现有相关研究多从理论层面分析心理因素对流动行为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因素的实证研究中，更多将其作为因变量而非自变量。相关研究在分析流动行为时，总体研究仍强调外界环境如制度、社区和家庭的影响，忽略行为生成的内在因素，即使意识到流动者的心理因素对流动行为的影响，多为理论分析，缺乏对心理因素的定量研究。

此外，现有研究因为强调代际变迁，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内部构成，导致研究方法重视代际比较，忽略代内比较。代际比较在把握农民工流动行为特征的代际变迁时非常必要；但在分析其影响因素与效应时，由于上一代农民工将逐渐退出农民工群体，代内不同类型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效应分析更具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随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变动，在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体的背景下，搭建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特征匹配的理论框架，运用代际比较与代内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特征、影响因素与效应等问题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