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同样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流出地与流入地产生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而言,现有研究表明:流动可增加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改变个人观念与行为模式。对流入地而言,相关文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因具有较强的市民化意愿,其流动将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产生较上一代农民工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其流动行为选择与工业化的发展息息相关。
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同样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流出地与流入地产生影响。
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而言,现有研究表明:流动可增加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改变个人观念与行为模式。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汇款回家的数量和比例相对较低,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相对较小;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易接受新观念,流动行为对个人观念的影响大于上一代农民工[101]。在城市、工作单位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建构越来越务实的观点和行为模式[102]。
就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对流出地而言,现有研究证实: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既存在通过汇款增加地区收入、缓解地区贫困的正面影响,但由于与流出地情感和现实联系减弱,定居城市意愿加强,也将对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农村人口结构等产生负面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影响是农村精英减少,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103]。(www.xing528.com)
对流入地而言,相关文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因具有较强的市民化意愿,其流动将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产生较上一代农民工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其流动行为选择与工业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其流动行为将从三方面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增加城市GDP、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与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104]。但第二代农民工的发展壮大将给城市带来三方面的负面影响:低技术水平陷阱、价值取向矛盾进一步加剧“民工荒”“技工荒”与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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