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影响因素综述

现有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表现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回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中，更多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方面进行探讨，部分文献开始在研究中加入部分心理因素，但较为零散，且多未使用量表进行测量。姚植夫、薛建宏(2014)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和家乡经济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生活、城市生活境遇等的认知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90]。陈延秋、金晓彤(2014)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如对城市的归属感、对本地人的态度以及对城市同龄人的看法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共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91]。张丽艳、陈余婷(2012)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利用广东三市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购房等个体特征、制度特征(是否购买城市社会保险)与城市融入感和身份认同等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92]。张斐(2011)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受到性别、年龄等个体因素、自评经济状况与对城市的归属感等主观认知因素的共同影响^[93]。在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影响因素研究中，既有关于回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一般性分析的文献，也有专门探讨创业地的文献，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专业职业培训与从事行业^[94]，地域属性显著影响创业地的选择^[95]。

从研究性质来看，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类。在定性分析中，刘传江(2010)从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出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首要原因是“城镇拉力”，而非第一代农民工的“农村推力”^[96]；张宝庆(2005)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进行多因素分析，主要包括作为推力的经济原因、作为拉力的社会原因、作为助力的体制原因与作为动力的文化原因^[97]。在定量分析中，李培林、田丰(2011)采用2008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取向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98]。张永丽、黄祖辉(2008)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与农业资源禀赋条件的相关性减弱，与家庭结构的相关性增强；与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低于第一代农民工^[99]。悦中山等(2009)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就农民工流动意愿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流动意愿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以留城发展影响因素为例，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影响上一代农民工留城发展意愿的因素包括：教育、方言掌握、动机、配偶居住地、父母健康状况、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居住状态，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发展意愿的因素是：教育、工作经验、动机、配偶居住地、居住状态与个人流出区域^[100]。(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