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的、重要的社会问题，受到学术界的较多关注。国外多将中国农民工视为整体进行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与流动的效应，在分析中国农民工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时，既分析了以土地资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影响[33]、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度制约[34]，还分析了以社会资本为代表的社会性因素[35]。在流动的效应中，泰勒、罗泽勒与艾伦(J.Edward Taylor，Scott Rozelle and Alan.DeBrauw，2003)利用调查数据发现：流动虽然没有减少农作物产量，但因为流动减少农业劳动力，从而减少农业收入，而流动带来的汇款可以部分地弥补该负面效应[36]。罗泽勒、泰勒与艾伦(Scott Rozelle，J.Edward Taylor and Alan.DeBrauw，1999)的调查显示：在调查地，流动与汇款对玉米产量产生的净影响为负[37]。
中国农民工日渐显现代际区分，国外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从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到该群体的行为表现与流动意愿。在人口学特征研究中，艾伦、黄吉昆等人(DeBrauw.Alan，Huang Jikun，Rozelle Scott D.，Zhang Linxin，Zhang Yigang.，2002)从年龄角度区分农民工，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演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38]。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行为研究中，陈珍妮、潘毅(Jenny Chan and Ngai Pun，2010)以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自杀事件为个案，剖析了新生代农民工自杀行为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根本原因是企业不合格的工作条件、不合法的管理、政府与企业勾结下对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侵犯[39]。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研究中，朱宇、陈文珍(Yu Zhu、Wenzhen Chen，2010)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定居城市意愿[40]。(www.xing528.com)
国外文献在农民工实证研究中，多将农民工群体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较少关注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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