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典人口迁移理论的评述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现象伴随城市雏形的出现而产生，但对人口迁移的系统研究一般认为始于19世纪末，以雷文斯坦提出的“迁移规律”为标志。其后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口迁移理论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直到50年代以后，人口迁移理论才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学、社会学与人口学等诸多学科都开始关注人口迁移现象，出现了经典的推拉理论、二元结构理论、预期收入理论等人口迁移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研究个人或家庭迁移的动机、后果与迁移决策^[1]。在这些文献中，包括人口流动的动机、影响因素与流动效应等丰富的、极富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

(一)人口流动的动机及其他心理因素研究述评

1.人口流动动机研究述评

动机是某种未被满足的需要所产生的促使行为发生的内在驱动力，在行为研究中，动机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流动行为亦然。西方人口流动行为的动机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流动动机的组成研究、类型研究与人口流动动机的实证研究。

在人口流动动机的组成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R.R.塞尔和G.F.迪琼(Ralph R.Sell and Gordon F.De Jong，1978)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迁移动机四要素：可能性、价值、预期与诱因。可能性是指迁移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在分析不管迁移是否发生时的认知可能性与物质可能性，认知可能性是迁移决策者是否在认知方面意识到并评价迁移的利弊，物质可能性是迁移是否具备外在的可行性，比如，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迁移是否受到法律的限制；价值是迁移决策中个人或情景的目标的力量；预期是迁移决策者对达成迁移目标可能性的主观评价；诱因是与迁移目标有关的一系列积极和消极因素^[2]。

人口流动动机类型研究多采用内容为分类标准，从流动动机的内容来看，可将人口流动动机分为经济动机、社会动机与混合动机三种类型。

流动的经济动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收入最大化的需要是促使流动行为发生的驱动力。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流动理论多持这一观点，收入最大化动机研究既包括宏观的经济收入差距研究，如刘易斯、托达罗等的研究间接反映了流动的经济动机；也包括微观的关于迁移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如舒尔茨、萧斯塔等的研究。刘易斯(W.Arthur Lewis，1954)指出：城乡之间“峭壁”式的收入差距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3]。托达罗(Michael P.Todaro，1969)认为：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使农民做出流动与否的决策^[4]。在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1961)的人力资本理论模型中，迁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只有当迁移的收益大于迁移的成本时，迁移行为才可能发生^[5]；萧斯塔(Larry A.Sjaastad，1962)在分析迁移的收益与成本时，对目标地与原住地收益之差与迁移成本进行贴现分析，仅在净得现值大于零时，迁移才可能发生^[6]。上述文献表明：潜在迁移者在进行迁移决策时，现实的或预期的收入差距与迁移的净收益促使潜在迁移者形成对收入最大化的需要，进而导致迁移的发生。第二，流动的经济动机还表现为流动的保险动机，即流动能满足个人对收入稳定的偏好，降低收入渠道单一的风险。斯塔克(Oded Stark，1984)认为：人口流动动机不仅包括收益最大化，还包括风险最小化^[7]。波尔森(Anna L.Paulson，2000)以泰国为分析对象，认为保险动机在迁移的地方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迁移模式产生重要影响^[8]。迪安.杨和崔华军(Dean Yang and HwaJung Choi，2007)以菲律宾为个案，得出与波尔森一致的结论：迁移得到的汇款能较好地减少农业生产的收入风险^[9]。流动的保险动机与单纯的增加收入或收入最大化不同，它更强调流动具有分散风险的功能，即流动可以分散家庭的经济风险，从而促使流动的发生。

流动的社会动机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迁移的社会地位变动动机。迁移的社会地位动机强调社会地位变动是迁移的主要动机，通过迁移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人类具有向上流动的动机，人口流动的社会地位变动动机具有必然性。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不仅是地域的变动，还包含职业和收入的变动，而职业与收入是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因此，人口流动必然带来社会地位变迁。社会地位变动动机既包括个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动机，亦包括流动者对其家庭成员社会地位上升的动机。芬得利(Sally.Findley，1977)通过对阿根廷、巴西、加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秘鲁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更多是为子女而非父母接受更好的教育^[10]，因为教育是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其次，生活方式偏好动机。流动的生活方式偏好动机是指对城市(或迁入地)生活方式的偏好引发流动行为。不管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生活方式偏好动机是流动的主要动机之一。迪琼(Gordon F.De Jong，1977)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对工作地点的便利程度、高质量学校、公园和娱乐设施等的偏好是明显的迁移动机^[11]。梅和斯凯尔顿(R.J.May and Ronald Skeldon，1977)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内迁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亮光假说”(Bright Light Hypothesis)，将城市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比喻为“亮光”，“亮光”吸引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12]。最后，已迁移者对潜在迁移者的影响也是迁移的社会动机之一。研究表明，流动者与居住在原居住地或迁出地的家人、朋友保持密切关系^[13]。该关系属于社会资本，能为潜在的迁移者带来需要的关于迁移的信息和各种帮助^[14]，已流动者提供的信息与帮助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潜在迁移者做出迁移决策。

对混合动机的典型研究当属达凡佐，达凡佐(Julie Da Vanzo，1976)建立了包括非经济动机的人力资本理论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迁移成本包括心理成本、信息成本、直接的交通成本、机会成本、筹措成本和原住地资产损失成本，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福利增加、更好的天气等^[15]。导致迁移行为发生的动机是潜在迁移者对迁移净收益的需要，与经济动机或社会动机不同，混合动机研究中的净收益不仅考虑经济收益，还包括非经济收益。

随着人口流动动机的理论研究的日趋成熟，人口流动动机的实证研究逐渐兴起，研究表明：在不同的人口流动类型中，担当主导作用的流动动机不同。文其与卡门特(Diana B.Winchie and David W.Carment，1989)从迁移者角度出发，利用调查数据证明：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际移民中，基于职业生涯发展的非经济动机是促使迁移发生的重要原因^[16]；索杭(Engin Sorhun，2011)通过构建国内迁移与国际迁移的动机模型，利用土耳其的数据分析经济动机与社会动机对迁移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经济动机对迁移的影响是社会动机的三倍^[17]。

2.人口流动中其他心理因素研究述评

除动机之外，态度、价值、对迁移的主观感知等都是重要的影响迁移的心理因素。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外文献从人口迁移的感知^[18](Julian Wolpert，1965)、价值^[19](P.Neal Ritchey，1976)与态度^[20](Ajzen.I.，Fishbein M.，1980)等方面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80年代以来，沿着系统的研究路线展开，詹姆斯·佛森特(James.T.Fawcett，1985—86)将态度、价值、感知与动机整合，统一纳入“迁移心理学”范畴，构建人口迁移的新行为模型。这些因素与迁移动机一起构成迁移心理学^[21]。

国外流动动机的组成、类型与实证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的借鉴，但动机、感知、价值等心理因素主观色彩浓厚，受个人经历、个人所处环境、个人特征等的综合影响。因此，国外关于人口流动动机实证研究结果是否适合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动机的研究，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二)国外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研究述评(www.xing528.com)

人口流动的动机虽然是影响流动的原因之一，在国外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研究中，更强调影响因素的客观性，即将影响人口流动的客观原因作为影响因素，具体分为人口学、经济学和交叉学科的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人口学视野下的研究关注流动者的人口学特征与人口规模对流动的影响。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即微观影响，表现为迁移的选择性，只有具备某些特征的人才可能成为迁移者。李(Everett S.Lee，1966)指出：对自发迁移而言，由于个人对原居住地与目的地的正因素与负因素的反应不同，个人所具备的克服中间障碍的能力不同，因此，迁移者必然具有选择性，并不是原居住地人口的一个随机样本，它与迁移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生命周期、关键生命事件如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离异等相关^[22]。与非迁移者相比，迁移者在人口学特征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如年轻的、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口更可能迁移。在这些人口学变量中，年龄的选择性最强。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在宏观方面表现为人口压力模型，即人口规模过大、人口增长过快使农村人口膨胀，促使剩余人口向城市迁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指出人口规模过大带来的压力，刘易斯(W.Arthur Lewis，1954)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时，亦注意到农村人口过多是引发人口乡城迁移的原因之一^[23]。

其次，经济学视野下的研究关注收入差距对迁移的影响。经典的经济学人口迁移分析理论如二元结构理论、预期收入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均强调迁出地和迁入地收入差距对迁移的重要影响，客观收入差距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主观动机吻合，从而促使迁移的发生。

最后，交叉学科的分析注重系统研究，从多角度分析迁移的原因。迁移的系统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李的迁移规律、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论、马博贡杰的系统研究模式与霍利的迁移生态学理论。

李(Everett S.Lee，1966)认为：影响迁移的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与迁出地相关的因素、与迁入地相关的因素、个人因素和介入障碍因素，个人感知、评价与迁出地、迁入地相关的因素，并考虑是否能克服介入障碍因素，如距离，最终决定是否迁移^[24]。

人口迁移中的“推力”与“拉力”最早由赫伯尔(R.Herberle，1938)提出，“推力”是促使一个人离开的力量，“拉力”是吸引一个人到另一个地方的力量^[25]。博格总结归纳的推力——拉力理论受到广泛认同，并得到广泛运用，博格(D.J.Bogue，1969)将推力因素概括为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等12条，将拉力因素概括为较好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等6条^[26]，推力与拉力因素涵盖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多个领域，表现出较强的系统性特点。

马博贡杰(A K.Mabogunje，1970)将迁移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并分析不同因素在迁移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迁移系统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第一，潜在的迁移者，潜在的迁移者受特定环境的刺激离开农村；第二，多种制度或控制子系统，决定系统内流动水平；第三，包括各种社会、经济与政治力量在内的调适机制，在迁移的转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例如，在农村地区，依靠潜在迁移者的建设，如果需要潜在迁移者在当地建设，可能阻碍的发生；如果需要潜在迁移者向外部寻求资源进行当地建设，则可能促进迁移的发生。在城市地区，就业与居住方面的机会决定潜在迁移者融入城市的程度。该系统研究模式是西方迁移学说中最具兼容性的理论模式，包括农村、城市的相关因素^[27]。

以霍利(A.H.Hawley，1944)为代表的迁移生态学理论将迁移视为人口对组织及其变化的反应与适应，人口迁移是达到人口规模与人口组织及其变化平衡的调节机制^[28]。迁移生态学理论发展的趋向表现为扩大“生态”的内涵，在霍利的观点中，“生态”主要指人口组织，偏向生态的社会方面；斯莱(David F.Sly，1959)对霍利的“生态”概念进行扩充，认为“生态”不仅包括组织，还包括人口、环境和技术，并提出“生态复合”(ecological complex)概念^[29]。

上述迁移影响因素的研究，涉及人口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迁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若从单一角度或单一学科分析，难免有失偏颇，正如马博贡杰(A K.Mabogunje，1970)所言：迁移的原因是多重的^[30]。系统研究中虽然注重交叉学科的研究，部分理论将心理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但并未深入研究心理因素在流动中的作用，鲜见系统分析心理因素的实证研究。

(三)国外人口流动效应研究述评

人口流动不仅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将对其影响因素产生反作用，即产生人口流动效应。国外对人口流动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对流动者及其家庭的影响、对流出地的影响与对流入地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效应，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时间与研究空间不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比如，流动对农村到底存在正面影响还是消极效应，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泰勒(Taylor，1999)的研究证明：迁移对农村地区存在正面效应，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31]。巴翰、鲍切尔(Barham and Boucher，1998)的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将加剧流出地收入的不平等，流出社区收入差异大于没有流动的社区，对迁出社区发展产生阻碍作用^[32]。

人口流动的效应具有不确定性与特殊性，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效应并不必然与国外相同，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

国外经典的人口流动理论虽然能为本书的分析奠定坚实基础，给本书的分析带来启发，但并不能奉行简单的“拿来主义”。国外人口迁移理论源于稳定的市民化迁移与自由迁移，而中国的乡城流动，仅有小部分流动者实现了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大部分是往返城乡的“非稳态转移”，还有部分的回流现象，归宿不同的流动方式，具有不同的流动动机、影响因素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