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相关研究的优化措施

从本研究内容所属的学科来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化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不同的学科领域有各自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特色。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主要以高校图书馆和各级公共图书馆为切入点，探索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潮中的定位、作用、发展途径与服务革新；文化学领域的研究主要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模式与创新、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与转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等方面展开；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主要从广播、电视、数字传媒及其他新媒体的角度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社会学领域主要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体系、绩效评估、机制创建等方面进行研究；管理学、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主要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重点、政策建议、功能预期、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等宏观层面展开。总的来看，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共文化服务基础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研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研究等方面。

1）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研究主要关注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内涵、外延、性质和特点。张晓明等人分析了文化的公共性本质，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产生于市场经济的失灵之处，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需要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19]。王大为提出公共文化服务有四个基本特征：公有性、公益性、公众性、共享性^[20]。公有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属性，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应为全体公民共有；公益性是指公共文化服务应追求最大的社会效益，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公众性和共享性是指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公民，每个公民都应有权利、有均等的机会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因为公共文化服务具备这四个特征，王大为认为必须由政府而非其他任何私人组织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晓丽等人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外部效应，有利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区域发展提供推动力^[21]。她将公共文化服务分为三种类型：纯公共物品（如街头雕塑、广场音乐会等）、准公共物品（如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私有物品（如音像制品、工业产品等）。由于公共文化服务并非纯公益物品，而是有多种属性，为其供给与生产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存在三个弊端：公共部门垄断，效率低下；存在市场准入壁垒，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存在寻租现象，损害公共福利。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三种模式：权威型供给、商业型供给、志愿型供给。在权威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中，政府负责制定政策、供应资金、安排生产和组织服务。商业型供给是以非政府机构来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与提供的主体。志愿型供给模式中，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与提供分开，分别由不同主体完成，可以是公共生产市场提供、非公共生产政府提供、非公共生产混合提供或者非公共生产市场提供。上述三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她提出应建立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引入市场竞争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高喜月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决定了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是各级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22]。他提出了两种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中央政府主导模式、地方政府合作模式。

2）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

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意义、范围、体制、机制、经验、模式与存在的问题等方面。

韩军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框架包括六个部分：政策法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产品供给体系、人力资源体系、资金投入体系、评价监督体系^[23]。许建业认为政府部门负责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组织管理和监督保障，提供适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宏观调控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24]；文化事业单位负责生产与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非政府组织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益补充，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的重要力量；企业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在特定文化产品、设施的生产上具有一定优势，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补充和延伸。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者和监督者，后三者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者和实施者。在此基础上，他引入新公共服务理论，分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李少惠提出政府应负责维护文化市场秩序、建立文化法规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制定文化发展规划等^[25]；企业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延伸与补充，可以承担具体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非政府组织可以承担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具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是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补充和平衡；社区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基本主体，可以发挥其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传承功能和发展功能。

闫平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六个基本要素：公共文化政策法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组织机构和人才、广大人民群众、公共文化活动的技术方法设备、公共文化事业经费^[26]。舒雯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人才保障机制、财政保障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27]。她对国内外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来源、人才队伍、服务模式、设施建设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的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建设的建议与措施。

翁列恩等人认为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在需求反馈的模式构建和制度设计方面还很不完善^[28]。陈红燕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主要存在公共文化服务严重不足，优质公共文化产品缺位，社会价值判断标准混乱，文化权利无法有效保障等问题^[29]。

刘俊生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系的发展受到市场、政府、社会、文化服务理念等因素的影响^[30]。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属于一元化组织体系，政府（包括履行文化职能的相关政府机关和文化事业单位）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可以集中国家资源提供给公共文化服务，但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公共文化产品种类有限。市场经济时期，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系由政府一元体系发展为三元体系——由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共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在此体系下，政府负责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政策和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企业和第三部门即社会力量则可以提供形式与内容更加灵活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更好地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赵迎芳发现国外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模式主要有三种：以法国、意大利等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以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为代表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建型^[31]。国外普遍将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主体，但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主体有多种选择，鼓励企业和私人对公共文化事业的赞助，同时建立较为完善的制度和政策。

柯平等人对公共机构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性进行了问卷调查^[32]。调查结果显示，重要性从高到低依次为政府、文化部、图书馆、档案馆等。政府部门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引导、推动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图书馆的重要性同样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王彩云提出高校图书馆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应积极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33]。她认为高校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具有专业特色的文献资源、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丰富的设备资源等优势，应转变观念，主动服务，配合图书馆行业协会，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公共文化信息资源平台。

3）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

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对于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有利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计划性、科学性和有效性^[34]。闫平提出公共性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也是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属性之一，政府在建设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与职能，制定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经济支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进行绩效评估，制定和维护文化秩序与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35]。

胡税根等人在综合“投入-过程-产出-成果”模型、“4E”评价模型（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及360度评价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模型^[36]。该模型包括4个评价主体（第三方机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直属公共文化机构以及公众）、4个评价维度（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和4个评价标准（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在此模型的基础上他们制定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和权重——4个一级指标（4个评价维度）、11个二级指标（指向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与目标）、57项3级指标（涵盖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工作与反馈）。(www.xing528.com)

薛艳借鉴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将顾客满意度的测评方法引入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估中，构建了公共文化服务公众满意度模型^[37]。并在此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公众满意度的三级指标体系，并应用这套指标体系对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公众满意度情况进行了测评。朱艳鑫等人^[38]用数据资料包络分析法（DEA），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进行了评价。他选择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数（艺术表演团体、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数之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从业人数、我国人均文化事业费作为投入指标，文化活动人次和文化活动场次作为产出指标，以《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作为各项指标的数据来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地域特征明显，西部地区公共文化规模效率较低，演出场次偏少导致部分东部地区效率低下。贺璃利用离散系数法、相关系数法建立一个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模型^[39]。他用该模型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后，发现多层次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模型是一种更合适的综合评价方法。

余君萍综合运用文献调研、问卷调查、定性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多元主体并提出了绩效评估的三级指标体系^[40]。而且她也借鉴ACSI模型构建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测评模型。陈红宇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内蒙古牧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进行评估^[41]。王洛忠等人提出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指数和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并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42]。他们从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来设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明显不均等，东部地区的不均等情况比中西部地区更为严重。蒋名未以博物馆为切入点来研究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他以4E原则（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果Effectiveness、公平Equity）为指导，从基本建设、预算投入、运行机制、社会参与、用户评价这5个维度构建了博物馆服务的绩效评估指标^[43]。蒋建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应具有公益性、公平性、广泛性、便利性、基本性、长久性的特征，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主要途径^[44]。

4）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关于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意见，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

常修泽^[45]认为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缓和当时社会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趋势。应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协调城乡发展制度、建立服务型政府，以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项继权提出了两种公共服务的范围划分标准，一种标准认为，凡是满足公共需求、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产品和服务都属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范围；另一种标准认为，凡是有公众需求，而市场难以有效供给的产品，都属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范围^[46]。他提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结果平等、起点或机会平等、能力平等、需求平等，均等化的目标是保证全体公民生存与发展的起点公平，有普遍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础性的服务均等。而当前我国公共服务的非均等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资源占有不均、服务消费不均、城乡服务体制二元化，应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陈彪构建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评估模型以及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指标体系以政府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资源投入、资源整合、创新能力、动员能力）及运作效率（服务规模、服务质量、公平性、可持续性）为重点^[47]。他通过文献调研、数据搜寻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应用该模型和指标体系对浙江省11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文化均等化现状进行了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分析了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的原因，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于萍从两个角度对四川省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情况进行研究^[48]。横向上，她将四川省与浙江省的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四川省的均等化程度相对较低，还处于均等化的起步阶段；纵向上，她对四川省2007年和2009年的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情况进行对比，发现两年间四川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地区差异呈现扩大的趋势。

5）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研究

《全国服务业标准2009年—2013年发展规划》从标准类别和服务领域两个维度构建了服务业标准体系框架^[49]。在标准类别维度上，将服务标准体系划分为基础标准子体系、服务/提供标准子体系、支撑技术标准子体系；在服务领域维度上，将服务业划分为包括“文化、体育业”在内的18个行业。文化、体育业作为服务业标准化的13个重点领域之一，2009—2013年计划制定的标准数量占全国的34%，是所占比重最大的服务业领域。国家明确提出要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50]。

张宏伟等人将满足人民群众特定文化需求的程度作为衡量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依据，从内容层面上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进行分析^[51]。他们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三个质量标准：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和商业标准——政治标准是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体现社会价值观；艺术标准是解决艺术审美问题，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与偏好；商业标准是从适应度、效果评价、效率与效益等方面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要求。他们将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分为三种类型：信息型、知识型和娱乐型，并分别提出了三类公共文化产品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和商业标准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公共文化产品的质量控制机制。朱海闵认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的主体框架包括四个方面：政府保障的标准化，明确政府部门的职责和投入标准；设施建设的标准化，明确基本公共文化设施的建筑规模、建筑质量、馆舍功能等问题；服务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单位的内部管理与运行机制；考核评估的标准化，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科学性、公平性和激励性^[52]。

崔秀英等人对海拉尔区建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主要成效、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措施与建议。该研究虽然并未涉及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的具体情况，但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的导向已非常明确^[53]。阮可介绍了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实践和成效，包括规范文化先进县评选标准、规范乡镇文化站等级评估标准、规范公共文化服务考核奖励标准、量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评价标准^[54]。他在总结出各国公共服务四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应采取最低公益模式作为我国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即由国家确立一个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最低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国家最低标准来实施，并根据当地社会经济水平决定是否实行更高标准。

胡税根等人对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的相关政策与实践进行了调研，发现浙江省已在公共文化财政保障标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标准、公共文化人才队伍标准、公共文化共享工程标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55]。而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各地市间发展不均，缺乏省内统一标准，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的运行机制有待完善，标准化水平有待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基础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研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研究这五部分研究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公共文化服务基础研究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特点和范围，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国家的政策导向和研究的新热点、新趋势，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是实现科学管理的基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是上述研究的综合、扩展与升华。其中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研究的突破都有赖于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研究的发展深化。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可以清晰地界定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不仅有利于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完善提供坚实基础，也是衡量、监管、评估、考核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科学依据，同时还能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供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