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20世纪80年代，施坚雅的学术观点开始被中国学术界所了解，其代表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以及《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相继出版，相关学术梳理与讨论也随之陆续发表。[4]本文在此基础上，循着过往关注较少的地图视角，重返施坚雅中国研究的学术起点，尝试对收入本书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一部分内容，从学术理路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重新梳理。
罗艳春
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地图中，有施坚雅教授（George William Skinner，1925—2008）捐赠的千余幅，包括其与空间系统实验室（Spatial Systems Laboratory）同事一起绘制的700余幅专题地图，以及多年收集的450余幅珍稀地图。[1]对地图的重视与运用，贯穿了这位美国人类学家学术生涯的始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正式出版后，施坚雅在给陈桥驿的通信中予以高度评价说：“编绘历史地图集是一件不朽盛事。编绘这套地图集的同仁们，将使全世界汉学学术界受惠匪浅。”[2]施坚雅关于中国研究的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也分别以其绘制的六边形市场区域模型地图，以及划分为九个地区的农业中国自然地理大区地图而广为人知。据其学生郝瑞（Stevan Harrell）2010年8月13日在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的一场讲座中回忆，1969年他担任施坚雅的助手，协助在浙江宁波、绍兴地区进行市场体系田野考察时，需要以美军军用地图为底图，用黑墨水在透明的塑料地图上描画出方志中所记载的市场分布。这一经验，正是源于施坚雅1949年在四川高店子所进行的田野调查。[3]20世纪80年代，施坚雅的学术观点开始被中国学术界所了解，其代表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以及《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相继出版，相关学术梳理与讨论也随之陆续发表。[4]本文在此基础上，循着过往关注较少的地图视角，重返施坚雅中国研究的学术起点，尝试对收入本书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一部分内容，从学术理路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重新梳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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