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岛对明清江南农村社会研究的影响与反思

滨岛教授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农村社会的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为中国史学界进一步开展明清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学术基础。他发现的一些现象和提出的一些问题，成为很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起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采纳滨岛的观点成果，作为解释某些现象和问题的依据。如著名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就引用了滨岛关于江南三角洲地区圩田的研究成果，来解读明清时期江南的改土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对于水稻生产的重要作用和影响。^[22]

二是在滨岛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一些学术问题的研究推向更加具体和深入。比如，滨岛对江南庙界以及解钱粮研究具有开创性，青年学者王健在明清江南民间信仰的研究中，以此为基础，对庙界概念的属性、类型、差异以及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追问：“庙界究竟是一个单数的概念，还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庙界？庙宇与聚落分布的关系在高乡与低乡的差别是否真那么明显？庙界是一个臆想的概念，还是与现实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庙界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解钱粮现象还有没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王健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苏、松地区存在着围绕土地庙形成的庙界和围绕东岳庙、城隍庙形成的庙界，两者的意义不同，均有相应的组织和信仰活动，庙界划分与行政区划有关，并会因地域开发的先后、相关群体的利益驱动而引发冲突和竞争。^[23]

三是对滨岛的研究提出反思，展开讨论。谢湜和吴滔等青年学者尝试对滨岛等人在江南市镇研究中尚未完全摆脱的“专业市镇”研究范式进行更为彻底的突破。谢湜对滨岛“太注重‘乡居经营地主’‘客商’这些身份标签，而且过于强调明后期地主‘乡居’向‘城居’的转变”因而缺乏对地主的粮长世家出身的敏感提出了质疑，认为滨岛研究的缺陷之一就在于“没有追问地主在从事客商活动之前的家业基础”。他的一项研究便是从家族发展与地方社会机制互动的视角出发，追溯江南高乡地带乡村权势的发展轨迹，从利用元代海贸、明前期永充粮长制、宣德时期改革、成弘时期商业发展等契机拓展家业的江南高乡地带世袭粮长中“发现”创立市镇者。^[24]吴滔则在江南区域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对“吴淞江水利的兴废、财政赋役改革等因素与市场发育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具体而深入的阐释。^[25]他们的研究在“经济理性”为主导的研究取向之外，开辟了从社会机制视角探讨专业市镇的兴起机制。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对江南市镇研究中的“类型化”思维提出了有力挑战。^[26]

王建革在以常熟为个案的明清水利单位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对滨岛提出的地主城居引起里甲制崩溃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二人的观点分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当地水利环境认识不同，王建革认为明正德年以后，黄浦江承担了太湖东部的出水功能以后，丰水环境的改变使得筑圩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一些地方形成了干旱化现象，从而导致塘长们不再熟悉水利任务。二是对里甲组织与民间力量关系的认识不同。王建革认为滨岛“错误地估计了乡绅的作用，才把地主城居引起的变化夸得那么大”。在王建革看来，并非里甲的崩溃，相反是里甲对水利共同体的取代导致共同体的功能丧失，才是圩岸建设崩溃的原因。^[27]

毋庸讳言，尽管滨岛试图通过田野调查弥补资料方面的不足，但是资料方面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包括资料不足被迫进行推论，以及对资料的解读存在争议等问题，仍是学界争论的主要矛头所在。这从赵轶峰就明初城隍祭祀制度问题同滨岛展开商榷，以及张传勇同赵轶峰再商榷即可见一斑。^[28]吴滔也多次指出，滨岛“由于资料的缺乏”而“不得不借助于推论来构成某些重要的逻辑环节，致使其某些论证不免显得生涩”。他批评滨岛“过分地关注经济中心地对周边农村的支配地位”，从而给读者造成了“‘解钱粮’中镇庙与村庙之间的上下级关系，除了具有行政区划的意味外，更多是按照市场的层级呈现出来”这样的“人为的假象”。对这种未能摆脱“乡镇共同体”的研究论断，吴滔进行了反思，并以清代苏州地区为研究个案，在市镇角度之外增加了农村视角，来“重新审视村庙和镇庙在近世江南地方社会中的功用”。他通过依托于一些规模较小、市场层级较低的市集的民间信仰活动，如双杨市昭灵侯庙的双杨会、芝村的龙蚕会等对周边诸多市镇的覆盖和影响，来说明“一些以村落为中心的民间信仰活动，其组织原则是按照神祇灵力的大小进行分类的，不存在明显的级别”，从而对滨岛“简单地用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来概括共同信仰的社会组织的构成”的观点提出了商榷。^[29]

显而易见，众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术论著同时提及滨岛有关江南农村的研究，不论采信还是质疑，无不表明滨岛的研究乃是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领域一座重要里程碑。后来者的相关研究，或是以之作为出发点，或是以之作为重要参照，都是不容回避的。回顾、总结滨岛江南农村社会研究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站在更高的起点，将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注释】

[1]高寿仙：《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张继莹：《专访滨岛敦俊教授》，《明清研究通讯》第45期，2014年。

[3]千里：《滨岛敦俊谈日本的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4]张继莹：《专访滨岛敦俊教授》，《明清研究通讯》第45期，2014年。

[5]高寿仙：《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6]高寿仙：《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7]张继莹：《专访滨岛敦俊教授》，《明清研究通讯》第45期，2014年。

[8]刘志伟：《超越江南一隅：“江南核心性”与全球史视野有机整合》，《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9]千里：《滨岛敦俊谈日本的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0]森正夫：《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1]张继莹：《专访滨岛敦俊教授》，《明清研究通讯》第45期，2014年。(www.xing528.com)

[12]滨岛敦俊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13]高寿仙：《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4]滨岛敦俊：《关于明清时期的主佃之分》，《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的若干考察》，《历史地理》第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6]滨岛敦俊：《明代中叶江南土地开发和地主的客商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17]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载王鹤鸣等主编《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8]滨岛敦俊：《明代中叶江南土地开发和地主的客商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19]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载李范文等主编《国外中国学研究动态》，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2页。

[20]滨岛敦俊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2页。

[21]滨岛敦俊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

[22]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3]王健：《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以苏、松为中心》，《史林》2008年第6期。

[24]谢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25]吴滔：《赋役、水利与“专业市镇”的兴起——以安亭、陆家浜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6]谢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27]王建革：《明代江南的水利单位与地方制度——以常熟为例》，《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28]赵轶峰：《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求是学刊》2006年第1期；张传勇：《明初城隍祭祀三题——与赵轶峰先生商榷》，《历史教学》2007年第8期。

[29]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