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的发展和滨岛敦俊的学术发展

战后日本史学界一改此前忽视明清中国历史研究的风气，将明清时期视为中国从前近代向近代演变的重要时期，并展开了热烈探讨和争论。中国的江南地区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具有时代特征的地域而备受瞩目。此后，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先后经历了“商品经济论·地主制论”“乡绅论·国家论·共同体论”“小经营生产方式·地域社会论”三个阶段。^[1]滨岛敦俊在《农村社会——研究笔记》绪言中提到的日本明清史研究者——西嶋定生、藤井宏、古岛和雄、北村敬直、田中正俊、重田德、小山正明、鹤见尚宏、森正夫，便是战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沿着这三个阶段不断深入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而滨岛敦俊则是摒弃了第一阶段研究模式，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的代表性人物。

其中西嶋定生是滨岛敦俊在东京大学三年级学习文学院东洋史专业时的导师，他关于明代江南棉业的研究给了滨岛敦俊很大启发，引起了后者对明代中国的浓厚兴趣。^[2]西嶋定生是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一阶段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对江南地区商品生产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的观点，打破了以魏特夫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学界“中国社会停滞论”对史学研究者的思想禁锢，为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历史研究开创了新格局。^[3]西嶋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了日本学界的热烈探讨。许多学者分别对各个专业生产部门进行实证研究，如藤井宏的盐业研究、佐伯有一的丝织业研究等。

小山正明是滨岛大学三年级时东京大学文学院东洋史专业的助教，当时关注的是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结构和主佃关系，也是滨岛对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产生兴趣的重要启发者。

田中正俊是滨岛大学四年级时的主要指导教师。由于东京大学历史系尚未设置明清史的老师，因此当滨岛决定投身于明代江南研究后，西嶋便建议他师从横滨市立大学的田中正俊。在向田中正俊请教的过程中，滨岛参与了“明代史研究会”的活动，在理论框架和史料解读方面受到了很好的训练。^[4]

不过，对滨岛产生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佐伯有一。佐伯是滨岛进入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后的导师。他“全然不同的教育方式”对滨岛摆脱日本明清史研究第一阶段的影响，起到了关键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日本明清史学界关注重点在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西嶋、藤井等人都认同明代江南农村手工业生产的“划时代意义”，认同“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制的解体时期”，为日本史学界“理解中国前近代向近代过渡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尚未找到中国“向近代过渡的契机”^[5]，这也为第二阶段研究的进一步开展留下了极大的空间。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日本明清史学界将目光转向了乡绅阶层的研究。以佐伯有一、田中正俊、安省野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致力于从土地关系的角度研究乡绅”，但这种研究思路失之于将主佃关系两极化，也忽视了国家权力的作用，这就促使森正夫提出了“国家论”，即注重国家因素在明末江南社会中的作用。但是“国家论”本身也存在着不同思想的纷争，即到底是佃户依靠国家力量形成“佃户支配”社会，还是乡绅利用国家权力作为媒介，形成“乡绅支配”社会。

滨岛受到这一时期学术思潮的影响，于1969年发表了江南三角洲水利事务的分析文章，强调了东林派乡绅与官员的重要性。不过在滨岛看来，日本明清江南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学术思想仍处于“讲座派”（日本马克思史学流派）的史观笼罩下，因此才会有学者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不假思索地批评滨岛的分析文章“不看人民的力量”。滨岛认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兴起，日本明清史学才取得了真正突破。

在这一时期，森正夫提出了“地域社会论”，即要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对人们所生存的基本场所中，对这一场所成员自身规定并反过来规定着自身意识的社会秩序问题展开研究。这种想法受到厌烦了阶级论的年轻学者的热烈欢迎，比如在共同体的研究中把研究目光从人际关系等级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垂直结合转向同类之间的水平结合，并初步确定了所谓地域社会论就是“将‘地域’与‘社会’作为不断地生成、根据认知而成立、因具体情况而变化的‘动态’来把握”。^[6]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滨岛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发史的研究思路，对江南社会展开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先后从水利、赋税以及民间信仰等视角去认识明清江南社会的“共同关系”以及“多层次的矛盾问题”，试图以此掌握江南社会的核心部分。(www.xing528.com)

滨岛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森正夫的地域社会论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所谓地域社会论是建立在以明末为时间界限、以江南为空间界限的研究基础上的。滨岛更是根据实际研究结果，将传统定义下的江南八府缩小到五府，即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他认为在这一区域独有的“圩田”是构成其强烈的区域特性的经济基础，总管信仰，乡绅的特殊地位，越过定期市阶段直接进入市镇，宗族社会的缺乏，都是江南五府有别于其他三府的独特现象。^[7]

从这一点来看，滨岛是较早对江南研究进行反思的学者之一。江南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这一现象被刘志伟称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江南核心性”。他主要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阐释这一问题，认为江南是全国性制度形成的来源，是搭建国家制度架构的依据，是王朝制度变化的主导力量。^[8]这就使得很多学者在研究明清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得不从江南出发，以江南为参照。

但是“江南中心论”“以江南论全国”的偏颇性也在逐渐引起学者们的警惕。滨岛就认为这一时期江南社会的“语言、宗教与族群的矛盾基本上都不存在，行政机制也完全发挥效力”。这种“开发结束的稳定”状态是明末江南地区特有的社会现象，并非“社会每个阶段”的普遍特征。他在本文的绪言中通过分析《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的一段上谕，指出中国北方和南方“状况已经大不相同”，从而向读者明确了本文研究对象主要限定于江南地区，增强了其研究的科学性及其结论的严谨性。

从上述日本战后明清江南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出，以共同研究兴趣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的活跃，既是战后日本明清史研究蓬勃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推动其深入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滨岛的学术思想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逐渐孕育形成的。如在滨岛学术成长初期起到关键作用的“明代史研究会”以在日本极具影响力的东洋文库为研究基地，由知名明史学者山根幸夫主持。

虽说滨岛是“最早使用判牍和发扬判牍资料价值的学者”，对明清史学界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但这应该是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明史学界研究热点的影响。滨岛敦俊1982年在向厦门大学师生介绍日本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时，就曾提到法制史，特别是佃户、奴仆、雇工人的法律地位，是日本学界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9]

除了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对滨岛的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田野调查是日本最为源远流长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社会法学者指导满铁调查班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活动，最终完成了六卷本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这也是战后日本史学界提出村落共同体研究设想的重要基础之一。社会学家福武直在中国华中地区的调查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一书的核心基础。森正夫认为该书对于战后日本明清江南农村社会研究有着“启发意义”。^[10]

而让滨岛认识到田野调查重要性的却是来自自然科学家的启发。1978年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江南三角洲开发史研究会，被滨岛本人视为个人研究的转折点。在会上，身为北海道大学教师的滨岛发表了他此前一直关注的江南“分圩”问题的研究成果。结果，与会自然科学家从东南亚各地三角洲的大量田野调查经验出发，对滨岛从社会阶层和共同关系角度对江南“分圩”现象历史意义的解释提出了批评。这使得滨岛充分感受到田野经验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11]

恰好在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行，为日本明清史研究者提供了越来越多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学界开展合作的机会，使得田野调查方法的实践成为可能。滨岛曾于1985、1990、1995年多次到浙江的湖州双林镇、嘉兴王泾江镇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森正夫认为，滨岛最负盛名的著作《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12]可以说是完全得益于田野调查，因为他所研究的民间信仰，“在文献里几乎没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