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进展的商业化，使农村社会的各种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在家庭经营的内部确立了商品生产的小农来说，和流通过程的关系是不可切断的。明代中期以后，三角洲产生了众多商品集散中心，其数量之多是此前所无法比拟的。这种以市镇为中心的市场圈，借用费孝通介绍的吴江县的俗语就是“乡脚”［严格地说是市镇方面对于和特定市镇具有密不可分关系的村（聚落）的称呼］，成为农民重要的生活圈。市镇都有茶馆，实地调查也发现男性农民经常（一般在早晨）去茶馆。这使农民超越自己所居住的村（聚落），扩大视野和信息。可以说，“社”是农民的第一层共同生活圈，乡脚是第二层生活圈。这表现在宗教上，出现了“社”作为下级庙向上级庙镇庙（大多是非定制的镇城隍庙，也有东岳庙）“朝集”“解钱粮”的习俗。乡脚又成为第二层信仰圈。
明末清初开始，这一地区的市镇范围的方志数量猛增，这种市镇的方志不仅记载非农地区的市镇本身，而且必定记载周围聚落以及农村的景况。从清末嘉兴新塍镇的方志来看，对周围农村的记述是有意识进行的。该志开头部分就说明，一般“某镇的某村”已成为常用的表达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行政上的统属”关系，而是由于固定的“交易”，因而把这些村落也包含在叙述范围中。
但是，一般商业中心地的发展，通常认为在时间系列上要经历临时集市、定期集市，到每天集市、常设店铺的过程。在江南三角洲是否能核实这种过程呢？在市镇资料收集上付出最大努力的中国学者之一樊树志教授，在其大作中也根据这一般规则加以叙述，但关于定期集市，对江南三角洲的五府没有举出任何史料，只是列举了周边的事例。笔者（滨岛）认为，江南三角洲的各种史料[14]丝毫没有论及定期集市，甚至不存在有关定期集市的记忆，这是值得注意的，有可能江南三角洲没有经历过定期集市。斯波义信介绍过宋代有收买米谷的“米船”。江南三角洲水网四通八达，且水流极为缓慢，没有撑船技术的普通人也可以摇船出行，方便地利用水路交通，或许这导致了定期集市未必非经历不可。(www.xing528.com)
16世纪中叶以后，以市镇为核心形成的地域社会，其指导阶层是哪些人呢？时常看到所谓“乡绅”“农村社会的指导者”的说法，但这是不正确的。乡绅是在更大范围的地域社会——“县社会”（借用青山一郎研究福建宁洋县时的用词）的层次上活动的。小林一美在对19世纪中叶常熟县东部的抗租暴动所作的详尽分析中，仔细记叙了农民们袭击的场所，袭击的都是乡绅设立的收租设置，乡绅本人都居住在县城。在“乡脚”（可以包括在“农村社会”范畴中）的世界，是商人以及生员阶层掌握主导权的社会，许多商人本身也是生员。商人中可能主要是商人团体，经营当地主要商品的商人团体在发挥主导作用，像青浦朱家角镇的“米业公会”那样。朱家角作为专业的米谷集散地，没有其他特产品，因此“米业公会”负责壮观的城隍庙（现在上海道教协会的管辖下作为城隍庙已经正式恢复）的日常维持和祭礼。可以设想，农村社会存在着三个层次，小农的卓越的“社”的世界，下层知识阶层、商人的“乡脚”的世界，以及乡绅的“县社会”。
这种农民生活圈的扩大，以及掌握主导权的乡居地主（粮长层）的消失，导致了在社的层次上共同性比以前淡薄，特别是维持秩序的自律能力弱化。这表现为江南三角洲从16世纪开始诉讼的增加。结果产生了两种现象。第一，诉讼到县衙的案件增加，由于一般惯例要拘禁被告、证人，有时甚至要拘禁原告进行讯问，这导致了拘禁场所的不足，从而出现了非定制、不合法的拘留所“铺仓”。就管见所及，从嘉靖三年的吴县开始，到明末所有的州县都设了“铺仓”。就像其他事例一样，由于高谈“礼义”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儒教官僚的攻击，康熙年间敕令一律禁止。但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出现的设置，不可能因一纸法令而消失。也像其他事例一样，这种设置改换名称，一直持续到清末。第二，前代就有的讼师的活动更加活跃。关于这方面，夫马进的研究硕果累累，这里不再赘述。但是笔者以为，中国历史上，诉讼是16世纪中叶开始增加的，是当时社会结构性变化的结果，诉讼并不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习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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