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编制与秩序：宗族社会与国家权力中的困扰

任何国家权力，都会根据相应的理念，将所统治的人民编成一定的身份序列。蒙古的统治，其影响并没有涉及原来南宋所统治的农村的基层社会（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本来就没有这种意图）。元明鼎革就南方农村而言，没有形成一个像唐宋变革或16—17世纪蓬勃的商业化那样历史性的转折，但在统治理念的层次上自当别论，根据新的统治理念，即和蒙古的统治现念不同的理念对身份加以重新编排，是必然的。

前引的上谕，暗示了在各地乡村设定统一的身份秩序的困难。华北，特别是华北东部，由于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馑、瘟疫，造成了大量的人口空缺，为此通过强制移民^[1]，建立了新的村落。在这种新的移民村落中，很有可能原来的社会关系不复存在，设置“里社”（详后），和在里社中强制推行“齿序”，即长幼之序，正符合这种既无宗族结合，又没有主佃、官民之分，居民完全对等的这种开拓村，因而实际上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在南方，原有的社会结构几乎原样不动地保存下来，没有一种简单明确的统一标准，很难简单地确定齿序。国家对齿序的规范化，浙东地主集团的首领宋濂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朱元璋政权统治理念的形成，本来就是依靠浙东地主集团。

根据宗族的原理，“长幼之序”当然以“尊卑之分”为前提。但是，作为农村社会要素的宗族结合，在浙西三角洲地区可以忽略不计^[2]，因而也就不存在这种逻辑关系。在宗族社会中，没有必要通过国家权力重新设定并强制推行这种秩序。设定齿序，是针对非宗族社会而言的。在宗族（祠堂）极为罕见的浙西三角洲地区^[3]，设定齿序才有意义。昆山人叶盛（1420—1474年）记下了一件关于卢熊的轶事。卢熊也是昆山人，曾任山东兖州知府，编纂有《苏州府志》（洪武三年）。卢熊“尝扁舟遍村落间，访核府志事迹。里中长老见衣冠儒者，每延之上座。兖州（卢熊）曰：‘齿少，法当居下。’”（嘉靖《昆山县志》卷一五《集文》引叶盛《赠徐宋二君序》）。这里的“法”是否意味着国法，在解释上可以保留不同的理解，但从中可以看出江南村落当地的习惯，和学者官僚观念中乡村应有的长幼之序之间的矛盾。

关于朱元璋政权如何看待这种士大夫官僚，将在下文论述。这里可以窥见，当时无论在国家，还是在民间，都还没有确立一定的习惯做法和理念。

一方面以“长幼之序”为基本，同时朱元璋政权也没有不顾“官民之分”。洪武十二年八月辛巳的上谕，规定了退职返乡的官僚，座次另排上座，与庶民不同。同时在租佃关系发达的南方农村社会，还存在着“主佃之分”的习惯。著名的洪武五年四月的“乡饮酒礼”，看起来是一条复古的规定，表明朱元璋政权并没有无视这种主佃的区别，而是企图把它包容到统一的秩序逻辑体系中去。像这样各种上下差别，由国家权力来明确地规定在同一场合如何统一整合，毕竟是办不到的。强行规范化，使之明文化，不难想象，就会像明初的其他观念规范化一样，可能立即就会陷于空洞化。明朝的里甲制，是在元代的“社制”基础上增加了徭役剥削体系的功能（详后），而元代的“社制”看起来只是对农村现实存在的共同性加以规范化而已。里甲制的形式，依各地农村实际情形的不同而各种各样，但在继续保留原有的社会关系的南方，里甲制的实际形式是以“社”（实际上是土地庙）的祭祀为核心的结合（详后）。在这种社会结合中，上述种种上下关系的矛盾，大概就熔融于各地自发形成（存在）的合理秩序中。

最后谈一下“主佃之分”。笔者的一孔之见已经公开发表。简要地说，不仅在农村社会作为礼的规范这一层次上存在“主佃之分”，可以确认，在审判时“主佃之分”作为法的规范也同样发挥作用。但是从基层官僚直到皇帝的案件审判各阶段中，越往上层，这种规范的意识就越淡薄。相反，越往下层，审判官（即“行政长官”）的理念、规范中的“主佃之分”就似乎越浓厚。现在还不能断定作为一种身份，佃农是否是一个牢固的规范性观念，但估计这种可能性很小。笔者只是根据少量的判牍，推断案件审判中这种规范的存在。今后需要对这种刑案、判牍加以进一步的搜集研究。(www.xing528.com)

附：朱元璋政权和士大夫——关于优免问题

前引洪武十二年的上谕，规定了退职返乡官僚的优免。在明末清初的江南，以县为单位的地方社会，官僚身份持有者的免役特权，以及免役的处理（即“均田均役”），是最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官僚资格的人，如何负担徭役义务，在法理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议论纷争的原因之一。这里探讨明初的这个问题。

本来，在明朝建立伊始，即使是现职官僚也不能享受优免特权。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的方志《（正德）仙潭志》（上海博物馆藏），记载了这样一些资料。洪武三年，王轸被任命为陕西平凉府崇信县知县，他的父亲王升给王轸的信被官方截获，明太祖看了这信，敕书褒奖。王升的信和太祖的敕书以及相关事项，都记载在《仙潭志》中。其中的原委是，王氏在德清县担当“两图黄册里长”，在邻近的归安县也担当“各处甲首”，而且还当上了新设的“新市巡检司弓兵”，负担所需的经费（卷六，王升“付男轸家书”）。太祖对此赞赏不绝，王升在信中嘱咐王轸“俸有余”买些附子、川椒等，太祖赐其附子、川椒，并赏赐银两，命“有司免本户杂役，按从前任里长，免除弓兵”（卷五所收诏敕）。这里只是作为特例，而且只免除杂役，由此可见，相当于后来里甲正役、杂役的徭役负担，现任外官并没有得到免除。《太祖实录》洪武四年闰三月末也记录了这件事，关于免役的恩典，只是简单地提到“复其家”。以此类推，洪武十二年八月辛巳的上谕“复其家”，也并非意味着全面免除徭役，可以理解为仅仅免除杂役。

洪武十年的上谕最为宽大，指示“输租税外，悉免其役”（《太祖实录》洪武十年二月丁卯）。这一上谕和洪武十二年上谕的关系不十分明确，但从《太祖实录》和《大明会典》来看，这一时期关于优免的规定似乎处于摇摆之中。这种游移不定的优免方针最终得以确定下来，就管见所及，是洪武十三年的规定。这一规定极为严厉，只是免除现任京官的杂泛差役，对于外官和退职官员没有任何优免，而且现任京官也必须承担正役（万历《大明会典·户部七·户口二·赋役》）。到嘉靖二十四年为止，《会典》中没有再记载官员优免的明确规定。洪武十三年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政治形势极为严峻，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定下了最为苛刻的规定。而最为宽大的洪武十年、洪武十二年的上谕，虽然说“着为令”，但《会典》中没有记载，而《会典》中记载的十三年的规定，又不见于《实录》中，这绝非偶然。

在徭役负担上对于官和民几乎一视同仁的这个规定，在江南农村可能也发挥了作用。嘉靖末年，作为均田均役改革先驱的海盐县王文禄，就坚决否认士和民的区别，认为士人在乡里受到民众的推崇和敬仰，在民中间出人头地，这并不是在观念上理应如此，而是说他自己在江南农村社会所目睹的现实（乡居地主就任粮长，在这一阶层中产生出仕者，退职后又返回这一阶层）。王文禄还谈到了收取一定的报酬受诡别人土地的事例，愤慨地表示这是“新例”，十年前编审时还没有。这表明王文禄从他的实际体验预感到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乡居的粮长阶层的影响正在逐渐淡化，居住在城里的乡绅地主开始取而代之，农村社会的士民一体感正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