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藤吉之是20世纪日本汉学界的一位健将,以研究宋代史著称于世。其嫡系门生、享誉寰宇的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先生曾撰文称:
周藤吉之博士(1907—1990)是日本研究中国宋史的先驱,以其透彻精细、博大宏深的学风和业绩而驰名海内外。先生任公职41年,大致的情况是:前半期任史料编纂官及研究所员,后半期在大学从事研究和指导诱掖后进。在此期间,先生的学术活动涉及宋代社会经济史、朝鲜高丽及李朝时期的官制史与社会经济史、清初旗地制度史三个方面,有主要著作8册,合译注书1册,合著史籍解题1册,其他合著3册,论文、评论、书评等约130篇。[25]
就笔者熟悉的宋朝史研究领域而言,周藤吉之先生先后有《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宋代经济史研究》《宋代史研究》《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四部著作出版。[26]斯波义信先生认为他已建构“周藤史学”体系,且进一步褒扬他是“日本研究中国宋史的先驱,以其透彻精细、博大宏深的学风和业绩而驰名海内外”。其“典型的文章风格”是“叙述了明快的问题和研究的历史概况,继而以严密考证的正文、简洁的结论和资料、文献题解贯通一气,史料探索与经济动态分析密切融合”;“在谈到周藤先生时,斯波先生字正腔圆地说出‘实事求是’四个汉字,高度概括和评价其师周藤先生学问。在他看来,周藤先生读书很多,知识渊博,学问非常细腻、扎实。与此同时,无论是加藤繁、西嶋定生,还是周藤吉之,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因而他们的学问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是斯波先生针对东京派、京都派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激烈争论而言的。”[27]当然,不得不说,令人疑窦顿生的是,师生二人在社会科学化的史学研究取向上迥然有异,斯波义信先生之所以享誉国际汉学界者,正是因其“盐溶于水”般的社会科学化的史学研究取径。周藤吉之先生1954年申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的力作《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在学术界做出了空前的贡献”,彰显了东京历史文献学派的研究特色,于1956年获日本学士院奖。他在此后接连完成的六部著作,“形成了屹立于学界之林的不可动摇的地位”。[28](www.xing528.com)
如若就20世纪上半叶日本宋史研究的研究取向而言,在从宏观到微观研究的过渡中,宫崎市定(1901—1995)、周藤吉之(1907—1990)、中嶋敏(1910—2007)、佐伯富(1910—2006)、柳田节子(1921—2006),以及梅原郁(1934—)等学者,均已开始向微观转化,他们更多专注于制度的考证与复原,[29]逐渐形成了研究取径“细密精微”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毫无疑问,周藤吉之是具有引领和典范意义的重要学者。
周藤吉之这篇长文,同样反映出其学术研究的精湛与洞彻的学术识见。此文发表之后,佐竹靖彦、柳田节子两位学者仍有论著发表,进行论争和补充。这两位学者的侧重点与周藤吉之先生大有差异。佐竹靖彦先生的研究视角在于宋初土地所有和村落规制、唐末五代地主在村落秩序中的影响、宋初村落行政的形成等。[30]柳田节子先生立足于户等制与乡村制的关系,更侧重户等制,在其《乡村制的展开》中,强调里制的崩坏与村制的形成、都保制与村落共同体,相比于周藤吉之先生的既有研究,显然搜讨资料更显集中,视角也自有不同。[31]近年来,日本学者伊藤正彦的研究,乃在于长时段的考察,着重于明清以来里甲等役法的探索,抑或更能显现长时段视域下宋朝乡村职役体制的内在进展路径和后来者的研究取向。[32]由此而言,周藤吉之先生这篇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为日本汉学界宋朝乡村制领域研究的终结之作。嗣后,对这一学术议题再行深究者则几无一人,这似乎足以表明周藤吉之先生这篇力作的经典性学术价值。但在中国学术界,这一研究却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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