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培俊
日本著名汉学家周藤吉之先生(1907—1990)的《宋代乡村制的变迁过程》,是宋朝乡村制度研究领域的一篇力作,几近于日本汉学界这一领域的终结之作。这篇力作之后,在日本宋史研究学界,佐竹靖彦、柳田节子、伊藤正彦等学者又各有论著发表,[1]但均无碍于周藤吉之这篇力作的光辉。近十余年来,在中国史学界,为标示遵守学术规范,直接或间接引述周藤吉之先生此文者,相当之多。笔者鄙陋不敏,虽在研究生阶段即已一知半解地多次阅读过日文本,但如今先睹程郁老师的汉译文,依然为本文雄厚的精微论证和整体感而震撼。
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者,创作出了众多在中外学界都享有盛誉的学术成果。周藤吉之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在他多年沉浸宋史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此前,他已经完成了以宋代为主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所收论文针对宋朝的庄园制、佃户制、官庄、屯田营田的经营和典卖权、方田均税法、宋代的两税负担和南宋的公田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梅原郁教授曾专就这一领域的成就发表论文《围绕土地制度的宋代研究之动向——以周藤吉之教授的业绩为中心》。[2]周藤吉之教授随后完成并出版的《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与此相关的,其学术议题涉及的有:以经界法为中心探讨南宋的乡都税制与土地所有,以宋代职役为核心考察五代节度使的支配体制,宋代州县职役与胥吏的发展,宋代的诡名寄产,宋代的佃户制度,南宋役法与宽乡狭乡宽都狭都的关系,南宋的保伍法,与宋代乡村制关联的陂塘管理机构和水利规约,宋代乡村的店市步的发展,等等。可以说,周藤吉之先生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论题是两宋社会经济史,且以宋代乡村制度及其周边问题的研究为重点。
周藤吉之先生以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议题,这样的选择,是受到了当时日本汉学研究主流风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日本汉学界既接纳了当时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风行的兰克学派、年鉴学派、新史学流派,也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研究路径。除了兰克学派的影响,周藤吉之先生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重大关键问题的土地制度史、赋役制度史,尤其是与乡村社会经济紧密相关的乡村制度,是帝国财经命脉之所系,是帝国发展运行的根基之所在,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帝国)的核心议题。周藤吉之先生多年沉浸于此,以“高明独断”“沉潜考索”的学术理念,以其全局的把握和深邃的洞察力,在这一议题上完全可以说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澄其源而清其流;追求“透彻精细、博大宏深”是其显著的特点,以沉潜求实的精神,采用“穷举”之志和归纳总结之法,显现出其长时段和整体史的理论关怀。(www.xing528.com)
就学术史意义而言,这一学术名篇获得的巨大学术创获,其特色大致体现为:第一,力图呈现复杂多元而鲜活立体的宋代乡村历史图景,从“关系”和“过程”的考察中力求展现朝廷与地方的互动;第二,以时间先后为序,在看似“细碎”的描述中凸现整体史的学术理路,兼具通史的眼光和精微的治学理路;第三,史料搜讨多元而繁富,对文献的解读力求详尽甚至“榨干其中所蕴藏的所有信息”,精细再现宋朝乡村制度的诸多细节,见地高远,使人透过乡村之制隐约感受到当时的政局演进和社会经济状况,看到了朝廷和臣僚对此事诸番探求无果的诸多“实验”,并可借此寻找根源,仿佛使人重回大宋时代;第四,论文整体结构精致,对史事的揭示力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显现出日本汉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结合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发展之学术史,相比于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一议题上的相关研究,取径以“后见之明”,蠡测这篇论文在当时境况下的“见与未见”,可以进而探索国内学者持续性研究可能性的进展,以及展望这一问题未来研究的前景又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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