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保制在北宋神宗朝随保甲法的创设而形成，而南宋时逐渐在乡里村及耆村确立。其中，有关乡里村的都保制已在本人《南宋鄉都の税制と土地所有》（收入《宋代經濟史研究》一书）中阐明。在此举其要点：北宋以来行乡里村制，南宋在全国实施经界即土地测量，是以都保为基础进行的，而田税也按乡、都保进行征课。南宋的保正长是从都保中选有物力者担当的，乡都之制随之渐次被采用，以下试举两浙、江东西等路及福建路建宁府、利州路洋州等为例。先特别谈谈平江府常熟县九乡五十都的土地面积和税制之间的关系：在常熟县，乡的面积是九万五千余亩到八十一万二千余亩，而都有一万六千余亩到十六万七千余亩，根据田税的多少都被定为上中下三等，上则有五都，中则有二十六都，下则有十八都，还有一都未明属中则还是下则。但常熟县的乡都面积远大于南宋绍兴府余姚县即元朝的余姚州，后者的乡面积为一万七千余亩至六万二千余亩，都面积为四千二百余亩至二万七千余亩，而根据南宋的资料可知，余姚州的乡都面积与南宋诸县一般乡都的面积更接近。在南宋乡都中，大土地所有盛行，论证下来可知它们为官户所有。
本章已述，北宋沿袭唐以来制度，在乡里村中置有户长或耆长管辖之管，或置有耆长管辖之耆；又如前所述，在南宋，耆亦被分为都保。在北方采用管的形式，而在南宋已不太采用，即使采用，亦由都保构成。[75]因此，对于前述观点，在此还多少要有几点修正，但都保制在南宋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却并没有必要变更。只是《南宋鄉都の税制と土地所有》一文论及一都内土地所有之比例时，笔者曾机械地将一都户数按二百五十户计算，这是必须修正的，以下将就此加以论述。
前列《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泸州乡都条引用南宋宁宗时人曹叔远的《江阳谱》，详细记述泸州管下三县的各都户数，这是足以窥见南宋诸县都户数的重要资料。首先看本州（泸川县）条，泸川县（今四川省泸县）有八乡、八里、三十四都，其注曰：“《祥符旧经》：管一乡五里。《旧志》：管七乡八里。旧分都置保，凡四大保属一保正，各以丁力（指人丁与物力——作者注）轮差，二年一代。乡有耆长，县选才干者充保，以察盗贼，耆以督课输。”《祥符图经》成于北宋真宗朝大中祥符年间，那时泸川县管辖一乡五里；而李濬作序的《旧江阳志》[76]管辖七乡八里，可见已大大发展；而曹叔远的《江阳谱》又说该县变为八乡八里。又如前所述，北宋熙宁年间分都时，这里把四大保作为一都保，置保正以察盗贼，又在乡上别置耆长以督税。按保甲法，一都由五大保至十大保构成，催税一般令户长执行，这一点与他州相异。然而和并置保正长和耆长的地方相同，如前述福建路诸州。还有这段文字完全没有记载管。其注更续前文强调：“嘉定六年，朝旨行下淳熙六年广西帅张左司（栻——作者注）奏请施行察盗事。[77]令诸乡结甲，五家为一甲，家一丁，丁多之家二丁，官户、秀才以幹人代，有甲头。五甲为一队，队有队长，在市镇者则为团长，远村止以保正副统率。所用器仗随所有，家置梆子，有鼓者听置鼓，遇盗发处鸣梆击鼓，并出拦截。……于是县各结甲申州，惜乎皆为具文，甲队徒有其籍耳。然必有保甲而后户口明，催科、调发之令不紊，而盗贼无所容其迹，真良法（指保伍法——作者注）也，故不可不录。”下列乡、里、都的户数是宁宗嘉定六年统计的，当时曾欲按淳熙六年广西安抚使张栻的方案行保伍法，后来虽未实施，而在这一时间点统计了当时的各都实际户数。在此列举泸川县乡、里、都的实数如下。
（续表）
据此，南宋嘉定六年，泸川县的乡户数以惠民乡最多，有六千三百零三户；最少的是进德乡，仅四百七十九户。然而，该县在神宗熙宁年间编成都保时，曾以四大保为一都，如一大保为二十五户，则一都有百户。但其中衣锦乡白芀里的五都只有二大保，惠民乡井三里的二十二都只有三大保，它们最初应隶属于其他都，是后来才构成一都的吧。依此推算，神宗时衣锦乡应为九百余户、安贤乡七百户、清流乡五百户、惠民乡四百余户，而其他乡似乎都在三百户以下。在北宋，一乡大者二三千户，小者数百户[78]，因此这些乡似乎都应算小乡。然而，到南宋，这里的乡户数颇有增加，都户数也增多了，五百户以上的有十三都，千户以上的有六都。于是可以断定，泸川县到南宋时都数与各都户数都颇有增加了。[79]另外，村市店等是附属于都下的。
其次，谈谈江安县。如前所述，到南宋其县虽有绵水乡和上明里之名，却仅在士人应科举时书写而已，该县采用的主要结构还是罗刀耆等八耆及其下之三十二都。在此按前表综合统计如下。
据此表，如前所述，该地耆皆分为都，而且一都由四大保构成，南井耆十六都以下，每耆皆不超过八都，应和上面所说的那样，其他各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户数的增加，在后来才形成一都的。如南宋生南耆二十九都只有一百三十家，而如罗隆耆二十都达到一千一百零三家，在此亦可见都制的普遍发达。
再看同条合江县，该县有一乡、七里、二十都。其注曰：“《祥符旧经》：管一乡二里，乡曰安静，里曰善护、江北。《九域志》：二乡六寨，乡名不载，寨曰遥坝、青山、安溪、小溪、带头、使君。今止以郡系里，以保系都，以队系保，以甲系队。”其数见下表。
在此，里被分为都：水北里分五都，有二千七百三十四户；最下为中当里分二都，有八百十五户；一乡合计有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六户。即此地不是乡都制，而采用乡里制。在这里，都保中有保正一人和四大保长的仅是水北里七都，其他都仅见保正一人。这些都应和前述一样，原本不能构成一都，后来随着户数的增加才构成一都的。
综合以上三县之都户数列表如下。
据此表，三县之都以三百户到五百户者最多，其次是五百户到八百户的都，千户以上者也相当多，相当于一百三十户到二三百户的都数。
如上所述，南宋四川潼川府路泸州管下三县皆行都制，乡里被分为都，耆分为都，或里也分为都，其下除村以外，还有市、店、镇等小聚居点。即都制在此是占支配地位的，像江安县那样，有的地方乡、里之名仅用于士人应科举时。这些都始置于北宋神宗朝，到南宋以后又得到相当的发展，都数和都内的户数都大大增加。因为北宋时这里和西南夷对抗，土地还未开拓，南宋以后进行土地开发，户数随之增加，特别是村、店、镇等发达起来。据《长编》卷二一八神宗熙宁十年四月乙巳条，泸州、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县）沿边地分，蕃汉人户所居去州县远，或无可取买食用盐茶农具，人户愿于本地兴置草市招集住坐作业者，便允许兴置草市。即该地招集赴草市的商人和造农具的铁工。其后直到南宋，泸州的市、店、镇等得以大发展，这三县管下各都几乎都可见市、店。就这样，在南宋泸州各县，土地被开发，户数增加，乡都内市、店发达，和前述之平江府常熟县等也一样了。[80]因此，笔者以为，泸州管下三县都制的发展现象，有的亦可见于江南诸路，尽管或有程度之差。(www.xing528.com)
南宋乡都之中有商人的资料，亦见于朱熹《晦庵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九《取会管下都分富家及阙食之家》。据此，淳熙七年江南东路南康军发生饥馑，朱熹令南康军管下都昌、建昌两县，将都中人户分为富家、中产、下户，对中产及下户进行救济，而这些下户中有的不耕田只行商，或者一边耕种自己的田地一边行商，或者一边耕种他人的田地一边行商。在南宋乡村之市有造农具的铁工，笔者已有论述[81]。现加以补充，洪迈《夷坚志》支庚卷八《余干民妻》谓，饶州余干县（今江西省余干县）乡民周生之妻被巨蛇袭击时，乡人龚犁匠诵大悲咒救之。又同书三志己卷九《会稽富翁》说，会稽富翁令匠者（犁匠）造一具小耕犁，可知当时富家会令犁匠造耕犁。总之，在南宋的都中，除富家、农民之外，还有商人、工匠等。
前列《南宋鄉都の税制と土地所有》一文曾引用叶適《水心先生别集》卷一六《后总》，其中有宁宗嘉定九年（1216）浙东路温州永嘉县（今浙江省永嘉县）管下乡都中三十亩以上土地所有者所占的比例。现举其一部分列表如下。
膺符乡六都
德政乡十一都
吹台乡十六都
建牙乡十八都
建牙乡十九都
贤宰乡三十四都
虽只列一部分于此，但只要综合考察这些乡都的土地所有[82]，亦可知：在温州永嘉县管下乡都，一般来说，无论人数还是这部分人的土地所有总额，都以三十亩至一百五十亩的所有者最多；四百零六亩以上的大土地所有者较少，其占地总额也不多；一百五十亩至四百亩的所有者居中。但在上列吹台乡十六都、建牙乡十九都等地，大土地所有者所占有的土地总额比其他所有者的比例更高。观察这些数据，更可发现：各都中拥有三十亩土地以上的人户，少者三十户，多者亦不过一百四十户。笔者曾论述道：推测每都有二百五十户左右，那其他的人户便是占有三十亩以下的土地所有者或佃户。然而，现在根据同时的四川泸州管下各都的数字，却有新的发现，如前所述，虽有一百三十到二百户的小都，而三百到五百户的都最多，甚至还有千户以上的都。因此笔者想到，温州和四川泸州的状况难道不是一样的吗？因为它们都处于南宋的同一时期，温州永嘉县的各都应该也不止二百五十户，而应有更多的户数。这样说来，在永嘉县各都内，三十亩以下的所有者和佃户的多数比例更会相应上升，此外，还应想到，其中还有商人、工匠等因素。
《南宋鄉都の税制と土地所有》还推测：在温州永嘉县各都中，占有大土地者为官户，并举建牙乡的名族蒋氏、周氏为例。在此补充如下，温州人薛季宣《浪语集》卷三四陈敦化行状曰：陈敦化居建牙乡鹏飞里，家富于财，凶年每救济乡里，修缮桥道，绍兴时行经界，他被选为经界官，金军逼近时治乡兵为备，乾道二年死，其子陈谦以防金军有功，嘉定元年知江州。[83]陈氏也是建牙乡的官户，似应拥有许多土地。又陈傅良《止斋文集》卷五一有薛季宣行状，谓薛季宣家亦为永嘉望族，薛季宣官至知常州，死后葬于吹台乡慈湖之原野，则薛氏亦应在吹台乡拥有许多土地。又《南宋鄉都の税制と土地所有》还引用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据卷七八咸淳七年（1271）四月《委临川周知县滂出郊发廩榜》和《委周知县出郊发廩第二榜》，可知在抚州临川县延寿乡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都及长寿乡六十三都等地，官户拥有许多土地，他们令佃户耕种。
如上所述，都保制在南宋确立，都中官僚之家占有许多土地。而且这些官户一般都被免除都保的保正长之役，为此，官户的土地所有便愈来愈多。正如《宋史·食货志·农田》中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所言：“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见，在南宋的乡都，保正长苦不堪言，往往失其产业，而官户利用其免役特权，使土地兼并愈为猖獗。因此，乡都的土地所有便以官户为中心，佃户制更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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