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和保正长、耆户长的关系

在南宋，县通过保正长乃至耆户长，将县政渗入乡村。有关县课以保正长乃至耆户长的职责，以往的研究已作一定的阐明，但未说明者亦有很多，以下主要对此加以阐述。而且，为方便论述，将保正、耆长与保长、户长分别加以考察。

A.县与保正、耆长之关系

如前所述，一般保正副兼耆长，行耆长之事，被县课以各种各样的负担而苦不堪言。然而，这些职责往往并不明确，特别是保正副接受县之文书产生许多问题，便一直得不到明确解决。又保正副在两浙、江东西等路兼为耆长，但在福建路和四川泸州等地又并置二者。以往的研究从未阐明这些现象，下面将加以说明。

有关南宋保正副被县课加以重负的史料，以往的研究也曾引用过，最详细者莫过于《宋会要·免役》中乾道元年八月五日臣僚之言、朱熹《晦庵朱文公文集》卷九九淳熙九年八月作《约束不得骚扰保正等榜》。首先看乾道元年八月五日臣僚之言：“州县被差执役者率中下之户，中下之家产业既微物力又薄，故凡一为保正副，鲜不破家坏产。昔之所管者，不过烟火盗贼而已，今乃至于承文引、督租赋焉；昔之所劳者，不过桥梁道路而已，今乃至于备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参也，馈诸吏则谓之参役钱；及其既满也，又谢诸吏则谓之辞役钱；知县迎送僦夫脚，则谓之地理钱；节朔参贺上榜子，则谓之节料钱；官员下乡则谓之过都钱；月认醋额，则谓之醋息钱（接受诉讼状时要的钱——作者注）；如此之类，不可悉数。复有所谓承差人，专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谓传帖人，各在诸厅（县令、丞、主簿、尉四厅——作者注）白直；每月顾（雇）钱多者至十余千，少不下数千。若承差人则以之代其正身，出钱顾（雇）募尚或可也；而传帖人则实不曾承传文帖，亦令僦顾（雇）而占破。”即原耆长的职掌如烟火、盗贼、桥梁、道路等，已由保正副承担，这时县还令其负责这些职责以外的县府修造和县上差使等，令其出参役钱、地理钱、节料钱、过都钱、醋息钱等，^[69]令其雇承差人和传帖人等。这时传帖人尤被禁止。其次，这类记载亦见于朱熹淳熙九年八月作的《约束不得骚扰保正等榜》，榜文共举五条，更广泛地禁止县令骚扰保正副。朱熹时任浙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这篇榜文当时下达于管下，所以行于浙东路。试举与上述情形相合的几条。其第三条曰：“今来县道略不加恤，应幹敷买物件，必巧作名目，公然出引，令保正副买办，如修造廨舍、迎送官员、整葺祠宇、置造军器，似此之类，其名不一。竹木、瓦砖、油漆、麻苎等物，例以和买为名，不曾支给分文。又如役使工匠，科差人夫，勒出钱米，陪备供输……”即县令保正副修廨舍，必要的东西都要其调发到县，工匠、人夫也令其雇佣。在第四条中更说：

县官或遇检验定夺、打量体究等事下乡，多是过数将带当直，虽公吏（胥吏——作者注）辈亦用轿乘，排备酒馔，需索钱物，动是取办保正。亦有本官吃食，令保正供买，及所经过都分，虽无公事干涉，例有过乡钱、过水钱。

县官为判刑需检验尸体，或为验证灾伤程度需到田间考察，便要下到乡村，这时便要保正筹措其一切费用。这本是被禁止的，但一直通行至南宋末。《宋会要·免役》亦可见这类事实，^[70]当时人蔡戡《定斋集》卷五《论州县科扰之弊》亦曰：

为保正者，科买土［产］，科买竹木；巡尉下乡，则预备酒食；若居民被盗，则先纳赏钱；应期限，则有缴引钱；违期限，则有罚醋钱；以修造公廨、巡捕〔铺〕、桥梁、驿舍，一切取办；故中人之家无不剔屋破产以充役。

由此可见，保正要科买竹木；巡检、县尉下乡，他要准备酒食；百姓遭盗窃，却先要向官方交纳赏钱；如后所述，赶上期限要交缴引钱，赶不上期限又要交罚醋钱；修造公廨、巡铺、桥梁、驿舍等，一切费用也都由他筹办。孝宗、宁宗时人王炎《双溪集》卷一一《上刘岳州（悮）》更曰：在岳州，仅给里正（保正）揽户价值之半，每岁要他们买圣节（指天子生日）用银；每年还向里正、揽户、僧寺等征收公用库的煮酒钱；知州、通判的公用库，也向里正征收绸绢；^[71]为塑画春牛，又在里正名下征收派工匠的雇钱；州县上供煮酒，又到里正名下征派米本。《重修琴川志》卷六《叙赋》理宗嘉熙元年八月《义役省劄》谈及保正长充役之费，可知是当时最为繁重的：“如保正，则有科供竹木，科取殽果，科买糟酒，节序灯油，接官器具，检尸定验之费。”可见，这期间在浙西路平江府常熟县，保正亦被课以杂费，和前述朱熹文集中榜文所载相同。

其次，保正要集于县衙接受文书，他们虽主要奔走于都保内，但由于有期限，违限会受到重罚，所以这也给保正带来很大的痛苦。前引《晦庵朱文公文集》中的《约束不得骚扰保正等榜》第一条便与这一点相关：

保正管干乡村盗贼、烟火、桥道公事，委是繁重。今一县之内，有令、有丞、有簿、有尉，号为四衙，杂出文引，别置木牌，各立程限，尽令趋赴，申展缴押（指交纳与拿走——作者注），需索百出，多创名色，立为定例，分文不可违。少如押到则有到头钱；缴引则有缴跋钱、展限钱，定限、常限所用之钱复有多寡；又有批朱（已就役之上等户——作者注）、缝印、日龊之类。一引状之出，乞取动是数项，稍有稽违，则枷锢棰楚无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岂能遍受诸衙督责？

由此可知，保正到县接受诸衙之文引，就得付到头、缴跋、展限等钱，有批朱、缝印、日龊等负担，而且这项工作还有期限，违限便受到重罚，以至痛苦不堪。与此相关，如前述《定斋集》也谈到他们被课以缴引钱、罚醋钱。由此文又可见，南宋的保正已继承前引《作邑自箴》中所说的耆长职责：如帖引的缴跋、木龊子的使用、木牌的使用，因急限（指定限）、常限的分别而有不同的罚则、展限时的规定等等都被沿袭了。围绕这些文书的期限问题，南宋有许多有关资料，以下将加以详述。

前述《州县提纲》卷二《立限量缓急》曰：“立限宽严必量事之缓急，不量缓急而一切以紧行之，则缓急杂乱，承限者抵罪必多……是以信牌（表示紧限——作者注）之类不可常出……惟上司（指路或州官——作者注）禄匣、追会及大辟（指大罪死罪——作者注）强盗时出而用之，违者必惩，故人不敢慢，缓急可以办事。”即量事之缓急定期限，并举出具体的例子说明在什么场合下才应出木牌定期限。同篇《立限量远近》条又谓：“催科若讼，常限须关佐官厅同一日，如一都、十一都、二十一都则以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都、十二都、二十二都则以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之类，非惟整齐无杂乱，易稽考，且里正（保正——作者注）、户长一月止三日在公，优闲多矣。时焉有上司追会，有大辟，有劫盗，有冤抑者，不可拘常限，故不得已而用破限焉。破限必量地远近，盖远乡往返有四五百里者，若初限例与一二日，追会不至而辄挞之，则是责人以其所不能也。里正受赂，诈以所追人出外或病而妄申者，固其常矣。”这一条述及保正的常限、定限及前述紧限等情况。同篇《催状照前限》条更曰：“里正领状违滞，词首未免催限。盖状有常限、有破限……再判必同元限……如经久不至，则改紧限或信限以速之。”同篇《用刑须可继》曰：“县官追逮多责里正。……初限五日不至，遽挞之矣，次限又不至……再挞之，则五日内杖疮必未痊，非惟法所不许，兼恐过伤，罪在惨酷。故初限未至，不若量讯，或封案，或锢身。”无论如何，里正（保正）错过县文书的期限，是不能免其罪的。《州县提纲》中《里正副勿杂差》又曰：“里正副分上下半月，本欲受差均耳。……虽曰两年充役，实则一年。”

谈及保正副承受县之文书的期限问题，胡太初《昼帘绪论·期限篇十三》亦有详记。对此，他首先说：“立限有别，应限有程。”关于立限有别，他解释道：“泛常（谓常限——作者注）追会，止给到限，许其三次申展，三展未圆，厥罚讯若干……此则诚不可复展矣，若更稽违，则当勘杖若干，枷监追集。如有督捕紧切之事，则当径出定到之引（定限——作者注），或不展引，拘确如前。然或恐县道有十分紧急事务，非可以顷刻稽违，断欲必集者（指紧限——作者注），则当给加牌不展，别此牌引违，则有大罚，如勘锢……又须以不数用为尊。……凡限当展不展，敢于故意藏匿者，厥罚则视限之重轻。”这段史料述及限分为常限、定限、牌引之限（又称紧限），及违限之时所受的罪罚。关于应限有程，他又解释道：“都有广狭，地有远近，当量其力使之可以趋赴。其去县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稍广，隔涉溪岭者，每限以七日或十日为约，下此者则以五日为约。……预立规式，置簿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逮给限之时，须令直日厅吏就案头随即抄记，以俟令之自行稽察。”可知，因地理的远近期限是不同的。其下又续曰：“今之里正以期会（期限——作者注）不报被笞索者累累也。其弊在于上之给引泛滥而无统，甚至一次当限累数十引，追逮百余辈。其里正之代役者，自知应赴不及必遭笞决，于是并与其可以办集者一切稽违，却遍求被追者之赂……由是事愈难集。……要当先令限司立定规式，每都一限，给引不得过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余引与给后限，若里正违引一件与免笞，两件量加笞决，三件、四件各决若干，甚至十违八九，则勘杖锢身，不容轻贷。呈比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都申展若干件，照约束合若何行遣，其追人见到者谓之着到，别作一沓，其止是申展者谓之跷申，又别作一沓，然后令视牍判行。”据此，可知都保正仍苦于这些期限。因此南宋县令中也有人力图放宽保正副的集中期限，使民众得到便利。前述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文集·平园续稿》卷三一方崧卿墓志铭曰：孝宗淳熙时，方崧卿为信州上饶（今江西省上饶市）知县，该“县凡七十二都，保正副百四十人。君令旬分四番，番三十五人，送诣县受约束，皆给阙历，有故追呼，批历授之，无则奉历而退，人既不劳，事亦随举”。同书《省斋文稿》卷三五叶楠墓志铭亦曰：淳熙十年，叶楠知徽州绩溪县（今安徽省绩溪县）。“县统十乡，里正（保正——作者注）苦差役追扰。君与约日受二乡文书，八乡得番休，力役不疲，官事亦办，人以为便。”此地里正也是确定日期交替上县接受文书。

再次，保正亦如后述之大保长、户长那样，时有负责催税之事。《宋会要·免役》淳熙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诏曰：因大保长苦于大姓、顽户的欠税，决定差保正进行追纳。又前述《晦庵朱文公文集·约束不得骚扰保正等榜》之第二条亦曰：

追催二税，非保正副之责，今来县道尽以文引勒令拘催。其间有顽慢不肯输纳之人，又有无着落税赋，往往迫以期限不堪杖责，勒令填纳。

可知保正因管催税而被迫填纳欠税。同篇第五条甚至说：

访闻县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税，自承认之日便先期借绢借米，硬令空作人户姓名投纳在官。曾未旬月，分限完较，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乡司（乡书手——作者注）皆有常例。需索稍不如数，虽所催分数已及，却计较毫厘将多为少，未免棰楚。一月之内，尽是趋赴比较之日，即不曾得在乡催税。及至催纳次第，则又别出一簿，谓之划簿，增添改易，不可稽考。有坍溪落江、逃亡死绝有名无实之税，县道不与勘会着实，临期动是勒令填纳，以至典卖屋业，无可填备。一次充应催税，至有三四年者，虽所欠尺寸升合些少官物，亦行绾系，无能得脱。

可见，保正亦和大保长、户长一样苦于催税。(www.xing528.com)

如上所述，在两浙路和江南东西路，保正兼耆长之事，甚至时常被迫行户长之责，苦不堪言。然而，在福建路，从南宋初以来一直并置保正长和耆长。《宋会要·免役》绍兴四年九月十五日明堂赦曰：“勘会福建路保正副、大小保长唯管缉捕逃亡军人及私贩禁物、斗讼、桥路等事，其承受县司追呼公事及催纳二税等物，并系耆户长、壮丁承行。今两浙、江南等路诸县，并不顾（雇）募耆、壮、户长，却差保正副、大小保长。”^[72]在福建路，保正副、大保长掌捕盗、斗讼、桥路等事，而承受追呼公事及催纳二税由耆户长、壮丁负责。这以后也同样如此，如前所述，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的耆户长、保正副条，列举出福州管下十二县的耆长、壮丁和保正副、大小保长。南宋中期人陈傅良《止斋文集》卷三五《与闽帅梁（克家）丞相论耆长壮丁事》论熙宁、元祐役法曰：“绍圣复雇役法，再以保正长催科，其保正长不愿就雇者，依旧召募耆户长、壮丁。以此，福建路耆户长、壮丁往往与保正长并行不废。……自绍兴十年，以耆户长雇钱拨入经总制司窠名，十二年，又并壮丁雇钱拨入总制窠名，由是江浙诸州耆户长、壮丁并废，惟福建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检验、缉捉、催率、勘会烦重之事，必责之保正副、大小保长；而耆、壮时时以县司帖引追系骚扰。夫役不给禄……宜如江浙间事例一切废罢。”也就是说，这时在福建路，耆长、壮丁之役仍和保正副、大小保长共存。如后面大保长一节所述，绍圣以来，令大保长催督赋税，其后不再支付役钱，令大保长苦于此役。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九《福建罢差保长条例本末》（叶武子撰）序曰：

予在江之东西、湖之南，每闻其代输之苦，至于流离庸丐，转死沟壑，辄为蹙然，愧不能有以捄之也。而吾闽乃独无之，故议者往往指为侥幸。

可知在江东西路、湖南路，大保长因催税而被迫代输，为此苦不堪言；而仅福建路无此害，议者以为这是侥幸所致。而且，常平使者和县令中亦有人深知大保长苦于督赋，或为此谏诤要求停止。上篇又曰：“必欲尽宽诸道之民，则复元祐之旧，镌上供之额，举天下皆募户长，给之钱以代保长之役。上也。”而所谓次策应是：

苟不获已，则姑循近制，闽中一路仍用耆长，而勿置保长。次也。

作者议论说：在福建路应姑循近制，仍令耆长催科，而不必置大保长。可见，在福建路，在保正副、大保长之外一直都置有耆长的。因此，前述《后村先生大全集》中的《安溪县义役规约》记载：刘克庄任建宁府建阳县令之时，当地有都九十七、耆一百八。又如后所述，四川的泸州也并置保正与耆长，保正掌察盗贼，而耆长督课输。

B.大保长、户长

在南宋，一般由大保长兼户长负责催税，但保正亦时为此事，或时有置催税甲头之事。在此，首先简述大保长兼为户长的情形。

据《宋会要·免役》绍兴四年正月二十四日李元瀹言，户绝、逃亡户、诡名挟户、顽户等不纳税，在官司督迫下大保长只得填纳，故多至于坏产破家。前述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福建罢差保长条令本末序》亦曰，在江东西路、湖南路等地，大保长因代纳租税而破产，可以说通南宋一代这一点没有变化。又《宋会要·免役》绍兴九年正月五日复河南州军赦文曰：“应州县保长催税，官司常以比较为名勾集赴县科校，人吏因而乞取钱物，有致破产者。今后并仰依条三限（初限、中限、末限——作者注）科较外，更不得逐月或逐旬勾集比较。”可见，当时县将大保长的催税额进行比较，县里胥吏乘机收受贿赂，令大保长苦不堪言。此事亦多见于南宋。前述《州县提纲》亦多见类似记载，试举该书卷四《催科省刑》：“县官催科引呈户长，日不下四五十人，讯杖违法过数，则日不下三千，以月计之，所讯几十万矣。积而至于三载，不知其几千几万，而决挞不预焉。”则户长因催科而苦，往往在县里被违法讯杖。又《革催数欺弊》曰：“户长当限引呈催数多寡，率计于吏手，县令岂能一一悉知。往往吏得赂则以催少为多，故侥幸免罪，不得赂则以催多为少，故枉受刑责。”

如前所述，乾道三年九月，知成都府汪应辰请罢催税甲头复用户长，而且其请求得到实施。关于此事，详见汪应辰《文定集》卷五《论罢户长改差甲头》，文章说：今户长有七害，而“使县令得人，则为户长者无此害矣”，并列举七害。七害主要是：“今免役条令，每二百五十家（指一都——作者注）差户长二名，以催理民所当纳之赋。……今吏胥舞弄作弊，至有差一户长至于四五而不定者，此其害一也；……官物已纳，而不即销簿，往往重迭刬欠，其害三也；揽纳人类多与公吏相表里，亦有公吏自为之者，揽而不纳，反以殃及户长，其害四也；……形势之户稽慢苟免，官司不敢谁何，而惟责办于户长，其害六也；……用度空乏则豫借税租，有并催两科者，其害七也。”^[73]其中，形势户的税租逼令户长催纳已成为当时的大问题，对此也提出了对策。据《宋会要·食货·赋税》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条，权发遣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郑汝谐上奏曰：请求将诸县民户税钱仍旧分作三等，上等专差保正副，中等充夏税户长，下等充秋苗户长催税，上三等并官户之税由官府自催。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夏税户长由中等户充当，秋苗户长由下户充当之措施，这是为了让户长分别承受夏税和秋苗的负担。（参见次章）又据同书《免役》篇，绍熙二年（1191）八月十七日太常少卿张叔椿论曰：“一都二年用保正副二人，一都十保，一保夏秋二税用保长二人，二年之间为税长者四十人。保正副之数少，则上中户为之而有余，保长之数多，则中下户为之而不足，州县之间始以保正副之歇役者俾充保长。……夫保正所管烟火盗贼也，今也乃俾之领帖状；保长所以催纳税租，今之逃亡死绝者悉俾之填纳不充；保长破产以填失陷，极力以应追呼，固有役未终满而产已不存者。”^[74]据此，最初一都令两名户长（大保长）催税，这时则一保令两名大保长分催夏秋之税。前述当时人蔡戡《定斋集·论州县科扰之弊》中亦曰：“为税长（指户长——作者注）者，逃绝税则令代纳，坍江税则令代纳，产去税存无所从出者又令代纳，异县他乡不能追逮者又令代纳，已纳在官者不可复得，见欠人户则不为理还，故单产之民（指税长——作者注）无不典妻卖子以免罪。”

这些户长乃至大保长之痛苦，亦载于绍定五年闰九月真德秀之序，又据王舆之《周礼订义》卷二《地官·司徒·闾师》条，孝宗时人郑伯熊（景望）曰：

后世催科之法，县以户长、保长率十人催二三百家之税，既巳难矣，而定役者止据物力之高下，而不问其居舍之廛野，故在远郊而催城中之租，居东乡而督西保之税，姓名居里之不可识，逃亡死绝之不可知，而破家荡产之害相寻，役法之为民病也深矣。或曰：近世三十甲之说，亦近于五比为闾之意，夫何行之而犹病？曰：联民者不异廛野，役民者不本保伍，虽以一夫征十夫之税，而越境奔走之劳，死徙代纳之害犹前耳。

据此，可见户长、大保长是按物力高下派役的，而不问其居舍在廓（城中）在野（城外三百里），居远郊者要催城中之租，住东乡者要督西保之税，住户的姓名和居里也不认识，是否逃亡、死绝也不知道，却要代纳这些家庭的税，因此户长、大保长往往会破产。对此，有人说以三十户为一甲，也近于以五比为闾之意了，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如果编民不分别城市和乡村，向民众派役不按保伍，那么即使只令一个人征十人之税，那仍然和先前一样，免不了越境奔走之劳和代纳死绝家之税等祸害的。也就是说，户长、大保长并未同纳税人住于同一地，却要到纳税人的地方去催税，既不知其住地，或者纳税人逃亡死绝，他们却被强迫代纳税，因而破产。

这样的情形持续到南宋末，大保长和保正一样，有许多额外的负担。即前述《重修琴川志》中理宗嘉熙元年八月的《义役省劄》论及大保长曰：

保长既为产去税存、逃亡、户绝等户代纳税租矣……保长则有著役召保请给、虚限出豁簿书、七夕冬至二节供送吏胥之费，加以上落牌头、开拆司、苗税案，诛求无艺。

大保长除要代纳产去税存户、逃亡户及户绝户的税租之外，还要筹办保证人费、过期费、七夕和冬至节送胥吏费等，到县上牌头，亦向县里开拆司（掌诉讼官）、苗税案（掌两税官）等缴纳各种费用。

总之，一般而言，南宋时保正副行耆长之事，大保长行户长之事，但在福建路及四川泸州等地，保正长仍和耆长、壮丁并置。保正副也被称作里正副，但此里正与宋初之乡里正不同了。县通过都之保正副施行县政，保正副接受县的文书，掌盗贼、诉讼、烟火、桥道等事，时而亦管催科，县的文书各有其执行期限，随之伴随胥吏的诛求，一旦违限，保正将受到重罚。大保长行户长之事管催税，其负担太重，许多地方为此又置催税甲头。南宋就是这样，县通过都保的保正长施行县政，所以都保制很重要。只是南宋时官户被免去保正长之役，所以如后所述，大土地所有盛行于乡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