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据北宋末的绍圣常平免役敕令，保正行耆长之事，大保长行户长之事，如保正、大保长不愿兼行耆长、户长之事，则置耆长、户长、壮丁。又徽宗朝曾置催税甲头。县里针对这些保正兼耆长、大保正兼户长，乃至针对耆长、壮丁、户长相应的职掌，下达文书，推行县政，而且对其进行监督。政和七年（1117）成书的李元弼《作邑自箴》对此有详述，首先在此加以说明。
该书就县与耆长、壮丁之关系叙述最详的部分见卷七《牓耆壮》。在此列举县官约束或警诫耆长、壮丁共二十一条。以前的研究也曾加以引用，但在此要特别说明：当县向乡村传达文书时，耆长、壮丁是承受乃至上达县之文书的中心。后节会述及，其事为南宋的保正所继承，在南宋成为重要的问题。在《牓耆壮》中有这样的表述：“耆长只得管幹斗打、贼盗、烟火、桥道等公事”（四条）、“耆、壮解押公事并须正身”（二十一条）等，但由其下几条可见他们也负责承受或上达县之文书：
耆长各置承受簿一面，壮丁置脚历一道。凡承受诸般判状、帖引等及交付与壮丁缴跋（指收纳——作者注）文字，并将簿历对行批凿，内有耆长亲自赴县缴跋者，逐案批收，各须将簿历随身准备，取索点检。（一条）
本耆差壮丁解送公事，于状内填实日时，其状摺角实封用木龊子发来。（二条）
申解公事只得于状内略说事情，即不得一面取责夹细文状，及不得枝蔓乱勾人户前来，如斗打伤损者，各指要切照证之人，仍不得过二人解押赴县。（三条）
承受人户执去判状，给与凭由。（五条）[35]
受县帖勾人凡两名已上，须约定日时同共出头，即不得先后勾追，于所在关留有妨农业。（十五条）
取责人户文状，须是呼集邻保对众供写，或不能书字，令代写人对众读示，令亲押花字，勒代写人并邻保系书照证。（十六条）
帖引上有“火急”字者违限一日，“急”字者违限两日，其余三日事不了勘决，若于限内实不能了者，具因依疾速申来，当识量展日限。（十七条）
由此可见，耆长支使壮丁接受县的文书并将它缴还于县，这些文书会盖上木龊之印；他还负责申请调取打斗中有损伤时的证人；接受县帖后负责“勾追”当事人；有取责文状时令邻保作保；另外县之帖引分火急、急和一般三类，分别设有期限，违限会受到处罚。对这类职责将在南宋保正部分亦加以详述。此外，耆长还负有如下职责：修整道路、桥梁及近路之水井，令病倒在路上的外乡人得到救治，扑灭蝗虫，填塞空窖，砍修墓木，巡防盗贼可能的藏身之处，将行走于乡村的乞讨者赶出县外，管理官府的榜示和张榜处的粉壁，保护无主之坟，官员、秀才、商人在当地店舍借宿时令邻保守护，等等。[36]又根据同书卷八，乡村的租税虽由户长督催，但夏、秋两税起催之时，县官会将耆长召集到县厅进行一番指挥，令其张贴夏、秋两税的起催榜，两税都有初、中、末三段限期，一到中限，县里又制作催促交租税的印板交付耆长，每村都张挂两三道。[37]县里又令耆长和乡书手、户长共同制作五等丁产簿。[38]同书卷三《处事》有这样的表述：“取责逐耆长所管乡分图子阔狭、地里、村分、四至，开说某村有某寺观、庙宇、古迹、亭馆、酒坊、河渡、巡铺、屋舍、客店等若干，及耆长、壮丁居止，各要至县的确地里，委无漏落，诣实结罪状，连申置簿抄上。”县要求耆长对所管辖的区域进行详细申报。可见，耆长有一个叫“耆”的管辖区域，他被县里派以广泛的行政事务。
下面考察县与户长之间的关系。《作邑自箴》卷四《处事》曰：“才欲起催税赋，先抄出一县共若干户长，每一名户长管催若干户、都若干贯石匹两，又逐一户长各具所管户口及都催税赋数，须先开户头所纳大数（谓三十户为计者），后通结计一都数，以一册子写录，每一限只令算结催到见欠数，亲将比磨。若催及都数，则是正数已足，其余残零，可缓缓催之。盖无缘逐户户尽数得足。其乡书手惟要关留户长磨税及要户户尽足。”又同条曰：
起催税赋、和买诸般合纳钱物等，逐色置簿，开逐管户长催数，并乡司各置收分钞历子，更抄都历。
起催税赋、和买绢等钱物时，置有各类簿子，记上各管户长的应催之数，而且乡司（乡书手）置有收入各分钞的历子，还要抄入都历。据此，县里每种税物都有簿子，记入各管户长的催税数，可见各管是有户长的。这一段后面又记曰：“每场发到朱钞，先当厅点算都数，抄上都历迄，方分上逐乡历子，即时朱凿逐色簿，计数呈押，然后勒乡司就厅前销入文簿。次日早，同官聚厅便要销押朱脚。”则各管户长催到所管户的税物，由乡里呈上其历子，然后乡书手在县的租税簿上勾销该户的税物。本书卷二《处事》又有甲头之记载：“税物见得色额，须逐户给单子，纽定折纳数目，印押迄，责付甲头赍表，免得更来计会。仍责乡司委无大计（多取）及漏落结罪文状，漏落者自甘陪填。”则甲头负责向民户分发纳租税的单子。[39]
北宋末，县府通过耆长、壮丁和户长、甲头向乡村推行县政，并对他们进行监督的过程论述如上。(www.xing528.com)
下面看看耆长、户长和管、耆制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宋太祖朝设管，管置三位耆长（三大户），还设户长。其后，似乎管下耆长管辖的“耆”这一区划便形成了，前述《作邑自箴》亦称耆长的管辖区划为“耆”。然而，在《作邑自箴》中亦有“逐管户长”之说，则管这一区划仍存在。在中村氏所举的例子中，也说这期间在河北路、京东路可见管这一区划。[40]据北宋末晁说之《嵩山集》卷一《应诏封事》，徽宗元符三年（1100），晁说之为磁州知武安县事任上，请罢绍圣免役法，复差役法，他在论述中提及耆长：
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麦之利病，钱镈镃基之好恶，官不能尽治，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为户（耆——作者注）长以主张之……并团省管以为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长，而地理之远，所责之不一，则有所不恤……为耆长者，少知其俗，长任其责，不杂以他乡；而任之专，不杂以教阅；而事之又专，不敢抢攘于乡管……保正之于其保，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其于巡稼穑之大利、平争讼之细事，非所习。[41]
作者论曰：在差役法下，选择物力最高者任耆长，甚至让他报告农民作物的利病和农具的好恶，因为耆长自少便熟知这里的乡俗，并不会夺乡管之事；而根据绍圣免役敕令，并团省管为都保[42]，雇募保正代替耆长，保正原管教阅即武事，对于巡视作物之大利与平息争讼之类并不熟悉，所以不能很好地完成其职责。据此，则耆长似乎还负责调查农民作物的利病及农具的好恶，甚至负责平息争讼，这些职责在前述《作邑自箴》中也没看到。“并团省管以为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长”“不敢抢攘于乡管”的表述更值得注意。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乡村区划中仍设有管，似乎是由耆长来管辖的。然而这也说明，为编成都保，团及管之区域也改编入都保了。而且，如前所述，徽宗朝不行差役法，而执行绍圣免役敕令，管也必定改编入都保。而且，在管之下曾经存在的“耆”这时也被改编入都保了，这一点南宋的资料更为明确。以下据南宋资料来考见耆和都保的关系。
《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泸州乡都条（其后还会详述），引有南宋宁宗时人曹叔远的《江阳谱》[43]，详记南宋时潼川府路泸州的泸川（今四川省泸县）、江安（今同省江安县）、合江（今同省合江县）三县的乡都。其中曰江安县有一乡、一里、八耆、三十二都，并注释如下：
《祥符旧经》一乡曰永安，七里曰上明、罗刀、食禄、大硐、罗融、罗隆、小溪。《九域志》一乡同上，一镇曰绵水。后改乡为绵水，里仍曰上明，耆仍曰罗刀、南井、江北、罗隆、城外、旧江安、罗东、山南凡八。今惟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至于官府税籍，则各分隶耆下，故结甲日，以耆冠都，今仍以耆书。
如此说来，据北宋真宗年间的《祥符图经》，江安县有永安乡和上明、罗刀、食禄、大硐、罗融、罗隆、小溪等七里；据《元丰九域志》，有一乡与绵水镇。其后永安乡改名绵水乡，里也只剩上明里，然而仍旧有罗刀、南井、江北（又叫大硐）、罗隆、城外、旧江安、罗东、山南（也称生南）八耆。今指宁宗嘉定年间，仅士人应科举时书写乡里名，而官府的税籍都分属八耆了。因此，如后所述，嘉定六年（1213）行保伍法，令民户结甲之时，仍令各都从属于耆下。其中已完全没有关于管的记载了。这样说来，在泸州江安县，从北宋末直到南宋，耆长管辖的区域叫“耆”，名为罗刀、南井、江北（大硐）、罗隆、城外、旧江安、罗东、山南（生南）。其中，据前引史料，可知罗刀、大硐、罗隆等耆名原为里名；南井是从南井监（盐监）来的；这条史料中又有“县城外分为东西两耆”的记载，则考知城外耆的来历；旧江安是从江安坝来的；只有罗东、山南的来由不能判断。后将详述，在泸州，原四大保属于一都保正，由耆长督促课输；而宁宗嘉定六年，遵从淳熙六年（1179）广西安抚使张栻施行的保伍法，五家为一甲设甲头，五甲为一队置队长，在市镇设团长，在乡村设保正副统率他们，令他们捕捉盗贼。为此，在这一条中列举了嘉定六年的耆、都名和保正、大保长、团长、队、甲、家之数和村市之名。其详见于下表：
（续表）
据此，这八耆都被分为都或都、大保。泸州所推行的保甲又见于《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1087）正月乙丑条，右谏议大夫鲜于侁言：“熙宁中以戎、泸夷、汉主客户通为义勇，保甲岁以农隙教习武艺。”因此，似乎在神宗熙宁中这里被编成都保的。[44]于是，这些耆中的诸都，有的一都由四大保构成，如南井耆十六都，罗隆耆十八、十九、二十都，罗东耆二十六、二十七都，生南耆二十九、三十都，它们应是最初编成的都吧。而南井耆十四都，一都由一大保、一团长构成，似乎它原来并不是独立的都，而是附在其他都下的，后来才构成一都的。生南耆三十一、三十二都也只有保正副而没有大保长，它们原来应附属于生南耆二十九都或三十都，也是后来才构建的都吧。除此之外，一都只有保正一人，似可考虑它原不是一都，恐怕雏形只是一大保，是后来才构建一都的吧。于是，据此可测算北宋熙宁年间编成都保时一耆的户数，一大保约二十五户，四大保便为百户，罗隆耆由三都构成合计三百户，罗东耆和生南耆各有两都及附属的大保，便各有二百余户。所以，在江安县，每耆原有二三百户吧。然而，到南宋时，这些耆的户数都颇有增加，罗隆耆变为二千七百二十五户，罗东耆为七百十一户，生南耆为八百三十九户，其他耆如旧江安耆也有二千四百四十八户，南井耆二千三百三十二户，罗刀耆二千一百三十四户，城外耆四百九十八户，大硐耆稍少一点也有三百三十九户。另外，泸州还是“税籍分隶耆长，耆长督课输”，这是继承宋初开宝七年以前的制度，和由户长督税的诸州是不同的。
由以上史料可知，在四川江安县，到南宋时仍保留着耆长管辖的“耆”，耆又被都所划分。而且，在北宋神宗朝实行保甲法之时，耆似乎管辖着二三百户。这些耆的名称一般沿用里名或当地地名，耆管下有数十村或市。南宋时这种耆还存在于福建路。南宋末人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〇《安溪县义役规约》曰：余宰建阳，境内都九十七，耆一百八，义役居四之一。在建宁府建阳县（今福建省建阳县）都有九十七，耆有一百八，如后所述，南宋时在福建路，都保的保正、大保长之役和耆长、壮丁之役是并行的，所以在这样的县里既有都又有耆。又据《淳熙三山志》的耆户长、保正副条，可知北宋熙宁七年、元祐元年、绍圣元年和南宋淳熙年间福州管下十二县的户长、乡书手、耆长、壮丁、保正副之数和各县的乡里之数，现列表如下：
（续表）
（续表）
据此，乡书手因乡数而有多少，大体每乡置一人。[45]而户长和耆长、壮丁似乎和里有关。在闽、长乐和怀安三县，耆长数和里数同或略同；在连江、福清、古田、永福、宁德、罗源六县，耆长数为里数的两倍或约两倍；可见二者之间是有关系的。耆长管辖之“耆”，如前述泸州江安县那样，恐怕和里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吧。壮丁之数略为耆长数的三至四倍，因此耆长之下每年应有壮丁三四人。[46]又看耆长和户长之间的关系，相对于户长，各县中的耆长数都较多，在连江、长溪、长乐、福清、永福、闽清、罗源七县，户长对耆长为1∶4.7人以下，或1∶4.0人；宁德县为1∶3.3人；怀安县是1∶2.7人；古田县是1∶2.6人；闵、侯官两县分别是1∶1.8人和1∶1.6人。由此可考见户长与耆长的关系，即户长管辖的区划比耆长管辖的地方要大三到四倍。如前所述，开宝七年设管，置户长及耆长三名，考虑到其后至和二年罢里正时又增差户长，则户长管辖的区划近于“管”，可认为这个管后来被耆长所管辖的“耆”所划分。这些都又置有保正副，其人数为都数的一半，长溪、福清两县其数还有疑问暂且不论，其余各县有十三到四十一都，可见都比耆少。南宋初期在浙西等地仍残留耆制，绍兴八年三月十八日，江西路建昌军南丰县天授乡揭坊耆升为广昌县（《宋会要·方域·州县升降》）。
总之，北宋神宗以后改差役法，行免役法，又施行保甲法，它们取代了差役法。哲宗初期，一度复活差役法，但其后又修成绍圣免役敕令，并从北宋末一直施行到南宋。于是都保正行耆长之职，大保长行户长之事，并给与雇直；而在无人愿当的场合，还是设置耆长、壮丁、户长。其中，保正或耆长、壮丁负责接受县里下来的文书，代行广泛的行政事务，大保长、户长从事征税。北宋末也有耆，管之下形成“耆”，后都保被编成，都保之制逐渐施行。其后北宋灭亡，南宋兴起，都保制在南方普遍推行，像四川的泸州江安县，耆下亦确立都保之制；而在福建，伴随着耆制，都保制也在施行。只是北方被金人统治，直到元朝管仍有残留。[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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