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宋初的耆长、壮丁是掌管盗贼、词讼的，耆长设于五代末，下列条文过去常被引用，它出自《五代会要》卷二五《团貌》，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十月向诸道州府诏曰：
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赦，即一如是。
当时令诸道州府将乡村团并，每百户为一团，选三个大户为耆长，民家如有奸盗由其觉察，民家如有减收亦由其平均分担，期限为三年。[6]我认为，以往的研究未曾考虑到，从显德五年十月到六年春，均税法在全国施行，此诏与查实全国户数与垦田数有很深的关联。即经唐末的混乱之后，为查实当前的全国户数和垦田数，便要改编以往的乡里村，每百户为一团，选三个大户（指豪族至形势户）为耆长，不仅以此察知奸盗，而且为监视百户内垦田数的增减，并使其平均分担民户之租税。[7]因此，在后周的领土内，曾进行乡村的改编，设置耆长，耆长掌管捕盗和征科。
这样的耆长制从五代末到宋太祖初似一直在施行。《长编》卷七太祖乾德四年（966）十月己巳，向刚被征服的后蜀县令、县尉谕曰：禁耆长、节级不得因征科及巡警烦扰里民，规求财物。如此说来，这时在四川耆长兼管征科和巡警，这与后述南宋时四川耆长仍行征科是有关系的。然而，到太祖开宝七年，如前列《宋会要·职官》四八《县官》所云：
诸乡置里正，〔主〕赋役，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开宝七年，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诸镇将、副镇、都虞候同掌警逻盗贼之事。
即原于乡所置里正、州县城内旧置坊正仍主科税，但就在这一年废乡置管，管置户长主纳税，而令耆长主管盗贼、词讼。中村治兵卫将这段文字解读为：“开宝七年，废乡分作管，管辖数村之管置户长、耆长、镇将和副镇将，各自分担纳税、盗贼、词讼和巡警防盗。”[8]然而，细察原史料，我以为从“诸乡”至“词讼”是一段，“诸镇将”以下是另一段，管和镇将并无直接关系。又中村氏解读为“开宝七年，废乡分作管”，在那段文字前他又写道：“凡乡置里正，以主赋税。”但如前节所述，开宝七年以后每乡仍置有里正，乡似乎并未被废。如此说来，此处解读为“废乡分作管”，似乎户长和耆长并不像里正那样每乡设置，即他认为，乡的地分不被当作地域性区划，而设定管为一定户数的区划，并于管内设户长和耆长。但就在中村氏所举数例中，杭州钱塘县安吉管，就是在原乡设管；又如相州安阳县大同乡新安管等，统辖十以下的数村之管设于乡下；又如济南府长清县天花中管和平乡，也有并乡于乡上置管者。[9]
如前所述，世宗显德五年十月，团并旧有的乡村，每百户为一团，置三大户为耆长，我认为，所谓管承袭了五代后周的制度。因此，至宋初仍称耆长为三大户，可窥见每管置三人。宋初耆长又称为三大户，亦见于《长编》卷九七真宗天禧五年（1021）八月甲寅，洺州团练使王贻贞曰：“诸州捕盗限外不获，其三大户、弓手、典吏并行决罚。伏缘典吏止行遣文书，与弓手、三大户情或不等，望自今三限不获，从杖八十区断。”三大户与县里弓手共同捕捉盗贼，在乡村掌此者非耆长莫属，因此，我以为此三大户即指耆长。[10]又中村氏列举的《两浙金石志》卷五有宋宥等修路题字：
定明□修造东廊了，钱塘县安吉管三大户朱宥□奉引山路与了。皇祐元年六月□日三大户朱宥、赵□、杨□
仁宗皇祐元年（1049）六月，杭州钱塘县安吉管的三大户朱宥、赵□、杨□修整了道路，如后所述，在宋代耆长还掌管修路，可见此三大户即指耆长，只是不能判明此管是否如后周显德五年十月之团制由百户编成。又根据前列《宋会要·职官》县官条，于开宝七年，似乎以往由耆长掌管的捕盗和征科已被划分，即察捕盗贼仍由耆长主管，而征科之事已归户长。关于管，容后阐明，在此先述耆长、壮丁，然后说明户长。
据前列《宋会要·职官》县官条，可见耆长掌管盗贼、词讼。据《淳熙三山志》耆户长、保正副条，耆长掌管盗贼、烟火之事，其属下有壮丁，耆长是第一、第二等户，壮丁则差第四、第五等户。又苏辙《栾城集》卷三五神宗熙宁二年（1069）八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制状曰：
今世三大户之後〔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www.xing528.com)
官户一般免职役，却不能免除三大户即耆长之役。[11]可见，在宋初，耆长掌管盗贼、词讼、烟火及后述的道路、桥梁等事，第一、第二等户、官户也充此役，属下的壮丁由第四、第五等户充当。如此说来，耆长、壮丁皆为一般性差役，而耆长尚被投充作州役人衙前。据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五《桑怿传》，桑怿是开封府雍丘人，武勇有力，善使剑与铁简，举进士而未及第，游于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颍昌（今同省许昌县）之间，得龙城废田数顷力耕之。汝州周边诸县多盗，桑对县令言愿为耆长，往来里中纠察奸民。这时有少年王生为盗，他亲自捕获，呼壮丁守之，又捕共盗之少年送县，又捉郏城县（今同省郏县）、襄城县（今同省襄城县）之盗。京西转运使上奏，他被授为郏城县尉。[12]如该例一样，应有一些土地所有者自愿投充耆长，因捕盗之功升为县尉。如此说来，乡村的豪族乃至官户亦为耆长，他们凭借武力，支配广大乡村，如后所述，耆长管辖的区域甚至亦称为“耆”。
如上所述，宋初于乡村的管设耆长、壮丁，以捕捉盗贼；而当时为防盗贼又行伍保之法，这是唐代邻保制度之保的沿袭。仁井田陞博士亦曾引用如下这条史料[1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七《五保牒》曰：“准户令，‘诸户皆以邻聚相保，以相检察，勿造非违。如有远客来过止宿，及保内之人有所行诣，并语同保知’。虽然有此令文，州县多不举行。昨因巡历到通利军，问得旧来常有盗贼、逃军为患，近岁黎阳、卫县各将乡村之人五家结为一保，自结保后来，绝无逃军贼盗，公私简静，其利甚博。须议专有施行。”据此，当时虽有防盗贼之令文，但似乎并不实行，但通利军管下的黎阳（今河南省濬县）、卫（今同省卫县）两县实行之，故防住了盗贼。此伍保法尚见于北宋文集，曾行于各地，现稍举其例。同上文集卷一〇三庆历三年（1043）《论捕贼赏罚劄子》曰：区法为临江军新淦县（今江西省新淦县）尉，捉到许多盗贼，为吉州吉水县尉，又令县民按伍保之法相结，以致吉水县全无盗贼。因此，欧阳修请将此法颁行天下。同书卷三二吴育墓志铭曰：吴育在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行伍保法，据说以此防住盗贼。又据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二孙永神道碑，庆历末孙永在汝州襄城县推行了伍保法。同书卷六一李肃之墓志铭曰：李肃之任大名府冠氏县知县时，因盗贼猖獗，命乡村置鼓，盗贼一发即击鼓，远近闻声毕应，他曾亲临试验，鼓声一响，保伍皆至，因而盗贼衰息。[14]此制和其后王安石的保甲法约略相同。又王安石《临川集》卷八八陈良器神道碑曰：陈良器死于嘉祐七年（1062），知曹州（今山东省曹县）时，因盗多，推行五家联保法，盗因而逃去他境。另外，据韩维《南阳集》卷二九程颢墓志铭，程颢为泽州晋城县知县时，“乡里远近为伍保，俾民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奸伪无所容”，这是令伍保互助。
如此说来，宋初在各地乡村行伍保之法，主要为防止盗贼，亦令其相互帮助。耆保捕盗的例子多见于史料。据《长编》卷七八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八月丙申条，江南西路南安军上犹县，僧法端因渔人索鱼值大怒，便命僧守肱诬渔夫及其父为盗，县遣里胥捕之，守肱杀了他们。于是法端贿赂县典，又集耆保捕渔夫二弟并杀之，并以刃伤渔者母。县尉也接受吏贿，于检尸之际故意放过疑迹。[15]由此可知，保和耆长共同捕盗。又同书卷一四三庆历三年（1043）九月丁卯，据范仲淹上奏，在减徭役条内，请合并西京（指洛阳）诸县，以减少役人：
其乡村耆保地理近者，亦令并合，能并一耆保，管亦减役十余户。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
即乡村耆保地理（指距离）相近，若令耆保合并为一，每管可减十余户之役。[16]如前所述，各管置耆长、壮丁和户长，合并耆保的话，可减少这些役户。
如上所述，宋初耆长由乡村豪族甚至官户担任，壮丁为其属，掌盗贼、词讼、烟火、桥道等事，并持有某种程度的武力，因此，耆长管辖的区域便形成“耆”这一地方区划。关于“耆”，过去尚未进行详细研究，将在此段及下节加以阐述。首先，据南宋人董煟编《救荒活民书》卷三《救荒杂说》富弼青州赈济行道中的《宣问救济流民事劄子》、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一七富弼行状，仁宗庆历八年十月，富弼任知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时，河北大水，有六十七万人流徙至京东，富弼劝青（今山东省益都县）、淄（今同省淄川县）、潍（今同省潍县）、登（今同省蓬莱县）、莱（今同省掖县）纳粟十五万石，抄出芦舍十余万个，令流民散住，救济五十万人，并征万余强壮者入军伍。其详细措置见《救荒活民书》中《擘画屋舍安泊流民事指挥》以下诸指挥，[17]这些救济举措往往以耆为单位施行。如令青州等五州第一等户出二石（米豆各半，下同），第二等户一石五斗，第三等户一石，第四等户七斗，第五等户四斗，客户亦出三斗，近州县镇之耆，一、二等户自送至城，三至五等户、客户及离州县镇城较远之耆中一等户以下皆交纳至耆，平均分贮于耆内第一等户中，如耆长是第一等户，亦和其他一等户均分收藏，而由耆长专管此事。把这些谷物分给流民进行救济时亦按耆为单位，各州量取各县中耆的多少派遣官员，令一官管十耆或五至七耆，量流民家数使收执历子并颁下乡，令耆长、壮丁抄劄流民，各家支给历子一道。如一官管十耆，即每日支两耆食，逐耆并支五日口食，每五日十耆皆轮遍支给。如官员管五至七耆，则每日支给一个大耆口食，小耆则每日支给两耆的口食，亦每次合并支给五日口食。而且令本耆壮丁分赴四方，通知流民支给口食的日期，令其凭历子领取。由此可知，耆长的管辖范围是“耆”，且“耆”有大小。在救济流民时，耆的组织被利用。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七《义仓》神宗熙宁二年正月辛卯条，因知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赵尚宽、知唐州（今河南省泌阳县）高赋、知齐州（今山东省历城县）王广渊等请设义仓，开封府陈留县知县苏涓条奏其具体措置，其中亦令第一等户出粟二石，第二等户一石，第三等户五斗，第四等户一斗五升，第五等户出一斗，出麦亦如之：
村有社，社有仓，仓有守者，耆为输纳，县为籍记，岁丰则量其数以输，岁凶则量其数以出。
如此说来，令各耆纳这些粟麦入村社所设仓中，并派有守卫，各县将它们记入账簿，凶年时将粮食支给民众。[18]在此也看到有耆这一区划。因此，可知这时由耆长管辖的称为“耆”的区划已经形成。如后所述，直到南宋，江西路建昌军南丰县天授乡、四川泸州江安县绵水乡仍残存“耆”这一区划。可以确定，此“耆”和前述之管是有关系的，在前列《两浙金石志》朱宥等修路题字中，杭州钱塘县安吉管有朱宥、赵□、杨□三名耆长，可考虑把“耆”当作管之下的区划。
其次，试叙户长。如前所述，根据《宋会要·职官》县官，乡有里正，于开宝七年于管设户长和耆长，户长主管纳税。《淳熙三山志》的耆户长、保正副条，亦说里正、户长掌课输即纳税。而且前已说明，《长编》太宗淳化五年三月戊辰条谓，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充作户长。其后，仁宗至和二年四月，里正被罢，增差户长，每三年使其轮替。因此，每管也增差户长了吧。然而，和耆长的管辖区域称作耆不同，从宋初以来，户长置于各管，并掌管征科，其后还会详述，似乎直到北宋末都是同样的。
综上所述，唐以来就有里正和乡书手，到宋初仍每乡皆置，并新设管，置耆长、壮丁和户长。然而，其后乡之里正被废止，乡只剩乡书手，他后来成为县之役人。管中三大户成为耆长，乡中豪族或官户也出面担任，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武力，因此于管之下形成耆长管辖的“耆”这一区划。户长置于管，由户等次于耆长的人担当，因此在乡村不能拥有像耆长那样大的权力。总之，在宋初虽然乡里之制尚存，但实际上管及其下之耆已成为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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