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初所置之里正、乡书手中，里正于唐时已置。唐代将百户编为里，五里为乡，里设里正，司督察，兼课农桑，催赋役。[2]而到宋代，据前列《宋会要》县官条记载及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二五治平四年（1067）九月《论衙前劄子》，“向者每乡止有里正一人”，则每乡仅设里正一人，以主管赋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太宗淳化五年（994）三月戊辰诏曰：“两京诸道州府军监管内县，自今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可见，由第一等户充此役。[3]又据《宋会要·食货·逃移》至道元年（995）六月条，开封府管内十四县今年二月已前新逃人户计二百八十五户，乞差官与各县令佐检校，因此遣殿中丞王仲和等十四人分行检勘，仍照今年四月已前申逃，并典卖逃户田土割税不尽及挟佃诡名妄破租税、侵耕冒佃侧近佃田妄作逃户，并见在户将名下税物移在逃户脚下夹带开破者，并限一月，许经差去官陈首，仍旧耕佃输税，并许本村耆保、亲邻、里正、户长、书手陈首，令该县典押、令佐觉察。如这些人不自首而被觉察的话，许人陈告，这些人会受到惩罚，其妄破税物，于犯人与耆保、亲邻、里正、户长、书手及干系官典处均摊填纳。这是因为里正、户长、书手等肩负征收赋税的责任吧。关于宋初里正的主赋税，又见《长编》卷一七九仁宗至和二年（1055）四月辛亥条，知并州韩琦请罢里正衙前上奏曰：
国朝置里正，主催税及预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遂令役满更入重难衙前。承平以来，科禁渐密，凡差户役，皆令、佐亲阅簿书，里正代纳逃户税租及应无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纳，已勾集上州，主管纲运……
则宋初里正催督租税，又可干预县里差役，所谓脂膏，即它被当作利益优厚的职役，所以，完成里正之役后，又必须到州承担重难之衙前（称里正衙前）役。由此可知，宋初的里正在从事催税的同时，又因参与确定人民差役而获取许多利益，恐怕他们参与制作差役簿吧。根据此奏，又可知以后确定人民差役的职责已由县令、县丞、主簿、县尉等亲行，不仅如此，里正还要代纳逃亡户的租税，甚至分担州县的无名临时税，既不管催督租税，而仍然要到州服衙前之役。因此，里正不仅失去原有的利益，更要承受颇重的负担。
当时里正由催税变为代纳，又见于《长编》卷九五真宗天禧四年（1020）四月丙申条，浮梁县（今江西省浮梁县）民臧有金者素豪横，不肯输租，畜犬数十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因此每岁里正代纳其租税。及胡顺之为知县，里正白其事，胡顺之遣县之手力去催税，又遣押司录事，臧有金仍不肯纳税，最终烧其宅院。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九二苏安世墓志铭说：苏安世死于仁宗至和二年（1055），曾任坊州（今陕西省中部县）知州。其州租税收不上时往往由里正代纳，每岁有数十大家作弊，苏安世悉钩治之，使租税各归其主，从此坊州人不忧为里正。又前举之韩琦上奏中，有里正不曾催租税便须任衙前之役的记述，此事亦见于包拯《包孝肃奏议》卷七《请罢里正只差衙前》：
臣昨任河北，备见诸州军所差里正只是准备衙前，其秋夏二税并是户长催驱，重役之中，里正为甚。每县或无上等即以中等户充，家业少有及百贯者，须充衙前，应副重难之役，例皆破荡。(www.xing528.com)
可见，河北路诸州军的里正只充衙前役的准备，而夏秋两税皆由户长催督，里正不管催税，便就任州之衙前役，因衙前役过重，往往使其破产。《景定建康志》卷四〇《田赋志》更谓：仁宗明道二年（1033）江淮安抚使范仲淹上奏说，在江南东路，自五代南唐以后，便不向主户、客户支盐，却一直令其交纳丁口盐钱。而范仲淹于春季向主户颁盐，并令其随夏税纳盐钱；而客户本是浮浪之人起移不定，每年春令乡司（后述之乡书手）、里正、户长抄劄其应配纳盐钱，而他们马上即走移，且客户盐钱不多，故请求特与除放。[4]可见，里正似乎又与乡书手、户长共同进行丁口登录及丁钱征收。
如上所述，于仁宗之世，里正仍从事催税，时而代纳豪民及逃户之租税与县里无名临时税，已承受相当重的负担，而完成里正之役后，尚须就任州之衙前役，不堪此重难之役而往往破产。关于里正衙前重难之役，笔者已于《宋代州縣の職役と胥吏の發展》（收于《宋代經濟史研究》）详述，在此省略。如前所述，仁宗至和二年四月听从知并州韩琦上奏，罢里正衙前，置乡户衙前，同时废里正。而且，如后所述，租税的催科增差户长执行，这样一来，每乡所置之里正就被废止了，这以后不久，乡不再有里正之类的职役。而从北宋到南宋，仍可看到在乡村中有里正之名，但如后所述，它指的是都保的保正，其职掌和宋初的里正不同。
其次，谈谈乡书手，如前所述，宋初它曾隶属于里正。乡书手已见于五代，乡之里正、孔目、书手负责征收夏秋两税及盐曲的折征钱谷。[5]宋初，乡书手亦为差役，前列《淳熙三山志》那条史料中同时列有耆户长、保正副；又《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县役人·乡书手》谓：“以税户有行止者充，勒典押、里正委保。天圣以后，以第四等户差。”可见，宋初令纳税且生活稳定的人充任，并令担任县之典押及乡之里正为其担保，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以后，确定以第四等户担当此役。而且，苏辙《栾城集》卷二五苏涣墓表曰：苏涣死于仁宗嘉祐七年（1062）。他任开封府祥符县知县时，乡书手张宗长期牟取奸利，因畏苏涣而托病去职，并令其子代行其职。当时苏涣曰：“书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则乡书手须由第三等户担任，而张宗家为第二等户，因此罢其职。然而，张宗曾侍奉权贵之家，这时经中贵人传旨至开封府，令其复任乡书手，苏涣据法力争，最终没有接受此命。根据这一记载，可知仁宗时乡书手应由第三、第四等户充任，但第二等户亦时有担当。
神宗熙宁年间以后，每乡都设置乡书手一名，所从事的工作为制作五等丁产簿，并将钱谷记入租税簿等。可以认为，在宋初，他们也曾做这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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