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了村的起源问题后，堀敏一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继续探讨村的成立过程及其形态。
他认为，“村”最初出现于魏晋时代，其所依据的史料是宫川尚志早已指出的《三国志》卷一六《魏书·郑浑传》：“转为山阳、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这是“村”一词在正史中出现的最早用例。华北地区最早的村落一般都在四周建有防御墙，即为“村坞”“村堡”的形态，与汉代的“坞”相近。这种四周为围墙所环绕的村，当为聚居村。就聚居村而言，在战乱频发的华北村落中，土墙当较为常见。作者引用《晋书》卷一二〇《李流载记》“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的记载，说明魏晋与汉代的“坞”的最大区别在于，汉代的“坞”是处于民众日常居住聚落之外的防御设施，而魏晋的“坞”却已然是民众聚集之地。旧居城邑已成为空地，而民众聚居的坞则呈现出新生聚落的特征。这些村、坞堡多建于旧城之外，接受大姓、豪族的领导。
为了说明华北村落的形成与形态，作者又引用了正史中对于北魏末年华北村落的记载。在此基础上，认为北魏末年，六镇之乱爆发，人们亦建造了大量的村坞。当时，村坞相连，建有佛寺，正说明此时的村坞已不再是临时性防御设施，而是人们日常居住的聚落。(www.xing528.com)
堀敏一的总体思路是，坞本是豪族所建堡垒，是其用于避难的场所，村坞开始多为大姓、豪族为自卫而建，且在村坞中他们多居领导地位。最初以豪族、官员、部将、流民首领为中心建造的坞壁之中，在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远近民众开始大量加入其中，这种情况在各地均有发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东汉末期右北平的田畴的事例。据《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田畴传》载：“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田畴最初带领宗族及依附者数百人依险要之地而居，但在数年间便有五千余家民众投奔而来。于是，这种单纯作为防御设施的坞逐渐变成了作为聚落的村坞、村堡。作者又根据这几千家的数量进一步推测，在数千户民众聚集的情况下，村落会分成几个聚落而居。而对于各个聚落的管理，父老则是各个邑里的首领，这种由数个聚落组成的集团，可以将其称为一种村落联合。聚落无论是单个还是多个，坞壁内部已成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所。
综上，作者在第三部分想表达的观点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的“村”与汉代的“坞”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例如在其形成的初期，魏晋时代的“村”在四周建有防御墙且具有一定的防御性特征，这与汉代的“坞”在功能上类似。但是，魏晋南北朝的村却具有自身独特的时代特色，即此时的村已是人们日常居住的聚落，这是与汉代最大的区别。随着民众的大量涌入，这类村坞便从单纯的防御设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聚落。当然，限于史料，作者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华北村落的情形，至于南方村的情况，可参看宫崎市定、兼田信一郎、齐涛、章义和诸位学者的论著，以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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